二、优越型自我认知的形成与升级
    与中国认知上蔑视型中国观的形成与固化相对照，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形成的优越型自我认知，也随着战后对华扩张行动的步步得手而不断膨胀，进而又引起了自我使命的不断提升。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是其有史以来的初次体验，割地赔款更让日本举国沸腾。既然中国这个东洋的传统老大已被打败，那么日本当然可以取而代之，成为“东洋盟主”，这是当时日本国民中形成的普遍意识。
    1894年8月，日本在黄海海战中击败北洋舰队后，伊藤博文旗下的自由党党报撰文称：“迫使朝鲜废弃与清国的条约，使之名副其实地成为自主独立国，断绝清国的干涉，阻止其他各国觊觎，以保东洋和平，堪为东洋盟主者乃我日本帝国。”[14]该党成员梅田又次郎公然叫嚣：“将我国旭日旗插上喜马拉雅山顶，称霸东洋，驰骋于世界强国竞争之舞台。”[15]议会第二大党改进党的喉舌《每日新闻》开战前就扬言“日本实乃东洋之盟主”[16]，开战后调高调门，狂妄地宣称：“日本原本不敌任何一个欧洲列强，但是通过此次征服清国，东洋大局已定，值此之际，苟有阻碍我国前进者，应断然排斥，贯彻独自本领，方能掌握东洋霸权，与欧洲列强争雄于世界。”[17]1894年11月21至25日，《万朝报》连载《东洋问题应由东洋自己处理》一文，文章强调：东亚事务应在东亚范围内解决，不容欧洲列强插手，在“兄弟阋墙”的争战中，日本要确立“东亚盟主”地位，“此乃天降处理东洋之大任于我双肩也。”[18]《大阪朝日新闻》刊载的文章也不乏东洋盟主论喧嚣，或呼吁“向区区东洋乃至全宇宙宣扬自身天职之重、任务之大”[19]，或妄言“东方之盟主，东洋之霸权，唾手可得”[20]。
    但是，《马关条约》签署后随即发生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无疑是对“东洋盟主论”的当头棒喝。1895年4月22日，俄、德、法三国联合对日发出的“劝告”后，日本深知无力对抗，在接受清政府追加的3000万两库平银“赎辽费”后，“体面地”放弃了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含恨吐出了到嘴的“肥肉”。
    关于“三国干涉还辽”给日本带来的巨大冲击，外相陆奥宗光写道：“社会如同遇到政治恐慌的袭击，举国陷入极度惊愕与阴霾之中……昨天还过度地骄慢，而今蒙受奇耻大辱，所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21]德富苏峰听到“三国干涉”的消息后气急败坏，其自传中写道：“我因三国干涉受到了力之福音的洗礼……精神上判若两人。这毕竟是因为力量不足所致。我开始相信，如果力量不足，有正义公道也不值半文。”[13](310)
    “三国干涉还辽”给日本上的一课是，日本虽然战胜了中国，但列强、特别是俄国还不允许日本在东亚的舞台上担任主角。由此，日本的东洋盟主梦受挫，优越型自我认知有所降温。当然，这种“降温”只是相对欧美列强而言，并不影响其对华优越感。
    之后，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日本首次加入了列强侵华的统一行动。由于日本的出兵数量仅次于俄国且行动坚决，得到其他列强的赏识，从而改变了身份，被正式接纳为世界列强俱乐部的一员，其优越型自我认知也随之提升。对此，政友会机关刊物刊载的文章袒露了如释重负的愉悦心情：“日清战争前，欧美人中连中流人士都以为‘日本是支那属国’。战后，日本得以首次将其身价宣告于世界，但尚未成为世界强权而进入欧美列强俱乐部。此次义和团运动，日本登上大陆舞台，首次昂首阔步，大显身手，与其他所谓团十郎、菊五郎等世界主角英吉利、露西亚、德意志、法兰西、美利坚同演一出戏，并在每出戏中都证明我国只有超出其他主角而无劣之者。”“今天，日本帝国在建国三千年的历史中已进入全新境界。日本已非日本之日本，亦非东洋之日本，而是处于成为世界之日本的转换期。日本要进入欧美列强俱乐部、成为世界强权，与白皙人种登上同一舞台。”[22]林包明在《远东策论》一文中，专门辟出“帝国是远东问题的主人公”一节，文中说：“欧美诸国，富强则富强矣，其发达早于我国，然而对我国并无师长之尊，若比国民文化，更不比我国先进多少，况如陆海军，则我国可与列强为伍，毫不逊色。”“退一步说，若列强单独出兵得我国相助，则事半功倍。一言以蔽之，经营远东得我助者，其力倍增，失我助者其力减半。”故“我国应借此有利地位，巧夺先机，方可名实俱为远东主人。”[23]
    1905年，日本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这一结果使日本自信成了世界的“一等国”，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民。日俄战争后“东西文明调和论”的兴起，表明日本于甲午战争时期形成的优越型自我认知，已经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打败俄国后，世界“一等国”意识弥漫于日本政界。政友会党报写道：“开战以来，陆海军连战连胜，国民雀跃不已。”媾和条约虽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但毕竟通过战争，“使国家地位上升为一等国，彼此之公使升格为大使了。”[24]负责国民宣传教育的《教育时论》宣称：“今天，我大日本帝国已不是东洋孤岛上的贫弱国家，而是并列于世界优等国的一流国家。”[25]该报同时放出狂言：今后日本要“驰骋于世界舞台，一争雌雄。”[26]
    战时和战后，媒体和御用文人也在挖空心思地鼓噪日本成为“一等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并把日本必胜及获胜的原因归结为“日本文明”或“日本精神”。《国民新闻》在1904年10月31日的报道中宣称：国民的爱国心不是明治时代才出现的新现象，而是源远流长地蕴含在“日本帝国的历史”中[27]。《大阪朝日新闻》11月16日刊载的文章强调：“两千年来养成的日本魂”是战胜俄国的精神法宝[28]。到日本胜局已定的1905年春，《大阪朝日新闻》不断推出“说花数樱花、说人数武士”[29]等鼓吹“武士道”精神的新词，日俄战争前夕新渡户稻造在英国出版的《武士道》此时被译成日文后，也立即受到热捧。
    “一等国”意识出现，致使明治以来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文明论内涵发生了变化。日俄战争前，日本的文明论是以近代西欧文明为参照摹本；日俄战争后，则出现了试图以日本中心主义取代或对抗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其代表性人物和主张，是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和大隈重信的“东西文明调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