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前夕，贵族院议长近卫笃磨撰文，认为“支那人与日本人都处在与白种人为仇敌的位置”，主张与中国合作，共商“人种保护政策”[41]。德富苏峰旗下的《国民新闻》载文称：“促使支那人觉醒实为我国朝野人士的一大责任”[42]，日本政府“应获取清政府信任，使中国的所有改革事业都依赖于日本”[43]。陆羯南主持的《日本》杂志呼吁，日本应抓住时机，诱导清朝进行制度改革[44]。进步党元老铃木重远则在进步党党报上撰文，明确主张中日提携，“保全中国”，即“眼下清国内部纲纪败坏，对外不能维护国权，恐怕难免被欧洲列国吞噬，故应给以一大刺激，开导诱掖，巩固其独立，互为辅车、唇齿相依，维护东洋和平，实乃我帝国责任。”[45]
    变法开始后，伊藤博文掌控的《东京日日新闻》建议政府对中国的改革“宜尽量支援指点。”[46]“脱亚论”者福泽谕吉主办的《时事新报》也认为，变法是迈入文明之门的必要途径，而中国的变法应“以日本为师”[47]。
    然而，百日维新夭折后，日本舆论风向逆转。1899年9月，一向标榜“中日提携”、“保全支那”的东亚同文会，已在其机关报《东亚时论》卷首语中明确否定了“中日同盟论”[48]。10月，近卫笃磨在南京与刘坤一会谈时，也有意回避了刘坤一提出的中日同盟问题[49]。
    显然，日本上演的这出对华“示善”闹剧，本来基于通过“支持”清政府“变法”而掌控中国的机会主义动机。因此，变法失败后，日本已无须继续伪装。
    庚子事变后，随着国际地位的“提高”，日本的对外扩张野心继续膨胀，但在对华扩张问题上，它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已不是千疮百孔的清朝帝国，而是沙皇俄国。
    甲午战争后，清朝的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但日本并未由此一举控制朝鲜，围绕着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控制，日俄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事实上，朝鲜在失去清朝的保护伞后，很清楚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维持国家独立，除了采用“以夷制夷”的办法外别无良策，而俄国正是能够牵制日本、可为朝鲜所用的“夷”。1895年10月，在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的策动下，朝鲜发生宫廷政变，掌权的闵妃被杀，亲日的大院君上台。翌年2月，朝鲜亲俄派发动政变，亲日派下台。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朝鲜国王和政府迁入俄国公使馆办公，俄国在朝鲜的政治影响一度压倒了日本。同年5月，日俄两国签订《小村—韦贝备忘录》，正式确认两国在朝鲜拥有同等权利。1896年6月，两国签订《山县—罗拔诺夫协定书》，再次确认朝鲜的独立由日俄两国“保证”。日本学者认为，在甲午战争之后的两年中，“俄国在朝鲜的政治优势和日本影响的显著衰弱”[50]形成了鲜明对照。
    然而，日俄在东北亚的“均势”没有维持多久。1898年3月，俄国在取得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铺设权后，明确否定了日本提出的把朝鲜交给日本、把中国东北划入俄国势力范围的所谓“满韩交换”建议，摆出了一副既要独占中国东北、又不放弃在朝鲜的权益的强硬姿态。1900年庚子事变时，沙俄又以保护侨民和铁路为名，出动10万大军，一举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违反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在完成第一期撤军后，依然保留大量军队赖在中国东北不走。
    俄国咄咄逼人的远东政策，不仅引发了中国的“拒俄运动”，而且强烈地刺激了日本。本来，“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已经把俄国锁定为第一假想敌，卧薪尝胆，准备对俄复仇。此刻俄国占领中国东北，意味着堵死了日本“北进”大陆的扩张之门，是日本不能容忍的。进入20世纪后，日本一面加快对俄作战的军事准备，一面开展外交斡旋。1902年1月，日本与英国签订第一次《日英同盟条约》，获得了英国及其背后的美国在政治及军事上的支持。1904年1月7日，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按照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指令，向清政府主管外交事务的庆亲王奕劻提出了日俄交战时中国应表面保持中立、暗地给予支持的要求，而庆亲王的答复是“日俄开战时只能恪守中立”。[51]
    内外条件准备就绪后，日本决定一赌“国运”。1904年2月4日，御前会议决定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6日，宣布与俄幽断绝外交关系。8日，日本舰队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了俄国在朝鲜仁川港的军舰和在中国旅顺的太平洋舰队。10日，两国同时宣战，日俄战争正式爆发。在这场历时1年又7个月、规模空前的海陆大战中，双方均动员了近百万兵力，经过惨烈的黄海海战、辽阳会战、旅顺口争夺战、奉天会战和日本海海战，日本取得了战场上优势，俄国则困兽犹斗。
    1905年9月5日，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斡旋下，日俄签订《朴茨茅斯和约》，其主要内容是：俄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完全控制；日俄同时撤出在“满州”的全部军队；俄国将旅大租借地和长春至旅顺间的南满铁路权益让与给日本；俄国将北纬50度以南的库页岛让与日本。[52]由此，日本确立了在东北亚的霸权地位，“十万生灵，二十亿国努”也成了其后来死死抱住“满蒙特殊权益”不放的“根据”。
    日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强盗为争夺殖民地而在中国的土地上展开的火并。由于怯懦的清政府采取了“局外中立”政策，致使当地民众被卷入战火，数万生灵涂炭，数十万民众无家可归。
    《朴茨茅斯和约》签订后的1905年10月27日，日本政府确定了与清政府谈判的方针，即不仅要清政府承认日本“接管”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权益”，而且变本加厉地要求清政府让出更多权益。对此，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直言不讳地说：“日俄之间已经谈好的满洲权利处理问题，支那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日本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日本的提案超出了俄国原有的权利，因此才有了与其商谈的必要。”[53]12月22日，在日本的威逼利诱下，中日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其中“正约”承认了日本继承俄国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附约”则满足了日本提出的其他无理要求，即日俄撤兵后，速将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长春、吉林省城、哈尔滨、宁库塔、珲春、三姓、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等16处辟为商埠；日本得继续经营战时修筑的安东至奉天军用铁路，15年后估价卖给中国；允设中日合营木材公司并在鸭绿江右岸采伐森林；日本得在营口、安东和奉天划定租界[54]。这样，通过日俄战争，日本取代俄国，正式将中国东北南部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