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冈仓天心用英文发表《The Ideals of the East－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 of Japan》，即《东洋的理想》，此书开宗明义，提出了“亚洲为一”思想。书中写道：“喜马拉雅山将强有力的两大文明，即具有孔子共同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文明与具有吠(佛)陀个人主义思想的印度文明分开，但这不过是强调两者的各自特色。越过雪山之巅的那种对所有亚洲民族都具有‘无穷普遍’的爱，却一刻未受阻隔地成为所有亚洲民族的共同思想遗产。”[30]冈仓认为，“欧洲的光荣是亚洲的屈辱！”为此，“分散独立的东洋民族再生的种子须自求于内部。泛亚同盟自身具有无法估量的力量，每个民族首先须感到自身的力量。”[31]然而，冈仓强调的“亚洲一体”，是一种以日本为尖顶的金字塔形构造，其提倡的东方文明，既不是中国的儒学，也不是印度的佛教，而是日本化了的儒学和佛教。冈仓认为：“中国由于几经覆盖全国的王朝覆灭、鞑靼骑兵的入侵、激昂暴民的杀戮蹂躏，以致除了文献与废墟外，没有任何能够使人想起唐代帝王荣华与宋代社会典雅的标识”。相反，将复杂的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统一起来是“日本伟大的特权”，“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这一无以类比的祝福、从未被征服的民族骄傲与自恃、牺牲膨胀发展而固守祖上传下的观念和本能的岛国孤立等，使日本成为承载亚洲思想与文化的真正仓库”。“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32]，“能够凭借其秘藏的标本，对丰富的亚洲文化历史进行一贯研究的只有日本”[32]。不难看出，冈仓强调的“亚粹”，实际上是“日粹”，他所主张的亚洲主义核心是日本中心主义。
    大隈重信及其智囊团提出的“东西文明调和论”，试图在文化精神层面上为日俄战争后升级的日本人优越心理和自负提供理论诠释。大隈认为：日本人为东西文明的融合开创了新的历史，“欧美以为只有发生在本民族之间的文明才是唯一可以生存下去的文明，以为只有自己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但是，日俄战争的结果，使欧美人“认识到除了西欧文明外还存在其他文明，除了西欧的道德、文学、美术外，还有其他道德、文学和美术，并对此产生尊敬之念和真挚的研究之情。”[33]大隈声称：所有文化只有通过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才能得到发展，“如今，日本作为东洋文明的代表者，不仅吸收咀嚼了白人文明，而且将之与东洋文明进行了调和发展。”[34]1907年1月5日，大隈又在《教育时论》上发表的《日本的文明》一文中写道：“开国以来，我日本国成为东西两大系统文明接触的交点，世界一切文明要素均汇合于此，我国的思想、制度、文物均发生了大混乱、大冲突、大竞争，……竟然在开国以来的五十年间，获得了充分的调和，真正意义的世界文明，首次在我国形成。”[33]
    1907年，大隈辞去宪政本党总理职务，担任早稻田大学校长。翌年，建立了以其本人为会长的大日本文明协会，1910年组织发行《国民读本》，1911年组织创办《新日本》杂志。在此过程中，他时刻不忘鼓吹日本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即日本“对于东洋，是西洋文明的说明者，对于西洋，是东洋文明的代表者，故日本在东西文明的融合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34]
    那么，居于如此文明地位的日本对东亚负有怎样的使命呢？大隈的回答是：“日本作为东洋的先觉者及代表者，有指导亚洲劣等文明国家向文明迈进的责任”[35]，即“我国已处于代表东亚文明并向东洋介绍西洋文明的地位，很好地调和东西文明，进而醇化世界文明，带来人类和平，以图人道完美，是我国国民的理想，也是我日本帝国的天职。”[36]在大隈看来，“支那这一邻国，人种相近，文字相同，只有日本才能保护该国，负有拯救该国国民的义务和使命。”[37]
    三、对华行动的选择与特点
    甲午战争后的十年，日本对华政策的目标是继续谋求在华权益的扩大，但是由于列强围绕在华权益的博弈及其相互制衡，以1900年的庚子事变为界，其对华行动选择的策略和实现路径也有明显变化。
    “三国干涉还辽”后，俄、德、法三国自恃“干涉”有“功”，逼迫清政府“回报”，而其得到每一份“回报”，又成为英、美、日等要求“利益均沾”的借口。结果，甲午战争结束之后的5年中，列强掀起了新一轮控制与瓜分中国的狂潮。
    1895年至1898年间，清政府为支付对日赔款，不得不以厘金、盐税、关税等收入为抵偿，向英、法、德、俄等国举借政治贷款，列强则以此为契机，纷纷向清政府讨价还价，攫取了中国的采矿权和铁路修筑权。1896年至1899年，法国获得云南、广西、广东、四川的采矿权。1898年至1899年，英国获得山西、河南、直隶、四川等省的采矿权，德国获得山东的采矿权，俄国获得中东铁路和南满支线的铁道修筑权及沿线采矿权。1898年，美国获得粤汉铁路修筑权，比利时银行团获得芦汉铁路修筑权。1899年，英国和德国获得了津镇铁路修筑权。
    与此同时，性质上仅次于“领土割让”的“领土租借”也在进行。1897年冬，德国以山东巨野教案中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为借口，派遣远东舰队驶入胶州湾并占领沿岸各地，清政府被迫于1898年3月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和湾内各岛“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俄国效仿德国，于1898年3月逼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5月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强行租借旅顺、大连及附近水面，租期25年。英国也不甘落后，于中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的翌日提出租借威海卫要求，清政府被迫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以与俄国租借旅顺相同的条件，将威海卫租借给英国。1898年6月，英国又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的“新界”和附近海湾，租期99年。1898年4月，法国逼迫清政府租借广州湾，翌年11月正式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租期99年。
    面对列强刮起的瓜分中国狂潮，日本甚为焦虑。但是，日本深知实力有限，无法与列强抗争而排他性地垄断中国，因此采取了与列强“协调”行动的对华外交策略。1898年2月18日，外务大臣西德二郎向日本驻英、法、德、意、俄各国公使发出指令：“方今帝国外交最需慎重，一举一动需考虑将来结果和利害得失”。“此际我国若与某国结成密切关系，或向他国泄露诸多不满，都是不利的。无论如何，我国处于孤立地位将极为不利，也无法实现任何愿望。时机未到之前，应随机应变，为实现目标而与一国相互提携，或加入数国联盟的共同行动。当下，我国对各国应采取中立态度，加强与列强的亲睦关系，保证将来无论发生何等事端，都可自由行动，此为当务之急。”[38]
    根据这一外交方针，1898年4月2日，西德二郎外相致电日本驻英公使：“日本政府同意英国政府在日本撤兵后从支那政府手中租借威海卫。同时，日本政府希望，将来日本为增进自身安定和利益时，英国政府能够表示同情。”[39]4月8日，西外相向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发出指令：“日本政府为保障最近获得的新领土，欲要求中国承诺不将福建省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列强。时机到来时，你将接到上述正式指令。在此期间，你当密切关注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行动”[40]。4月15日，矢野接到西外相开始行动的指令后，于4月22日向清总理衙门提出了“清政府声明不将福建省内各地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的要求。在日本的压力下，清政府于4月24日承诺不把福建“割让”给日本以外的国家。由此，日本如愿以偿地将福建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与英国等列强的“协调”中，分得了“割占支那”的一杯羹。
    其后，日本又在庚子事变中加入了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统一行动，在4.5亿两关平银的战争总赔款中(年息4％，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亿两)分得7.73％，并与其他列强一起获得了山海关至北京沿线的驻兵权。
    耐人寻味的是，在“三国干涉还辽”至庚子事变期间，日本在与列强“协调”共同蚕食中国的同时，还打出了“保全中国”的招牌，并于1898年中国发生戊戌变法前后上演了一出对华“示善”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