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认识六经本体
    双流刘咸炘（字鉴泉，1896-1932），近世奇才，著述遍于四部，以史、子为最精。治学所宗，乃在会稽章学诚（实斋），植基于校雠，谓实斋“全部学识从校雠出，吾学亦从校雠出”；又谓“章先生云‘为学莫大乎知类’，明言其本，故其书首即论六艺；吾之知言论世，皆从认识六经本体推出”。①意谓认识六经本体，乃治一切学问的根基。是为鉴泉经学观的出发点。
    近人周予同说：“在现在，经学之继承的研究大可不必，而经学史的研究当立即开始。”亦即现代学者之事，乃是为经学送终，让经学史登场（所谓“一方面使二千多年的经学得以结束整理，他方面为中国其他学问开一条便利的途径”）。②近世新派学者对于经学，大多持如此见解，所谓整理国故，所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来一个总结，其意蕴皆在于此。章实斋《文史通义》开首即说“六经皆史也”，鉴泉既宗实斋，自然也认为六经皆史。然而其所谓六经皆史，与周予同诸人之说，其实是大不相同。
    鉴泉认为，宇宙间有三物，即天、地、生物，生物以人为中心，于是有“事”。人不能单独生活，必与他人相合。人与人相合，便有了纵横二事，横者为“群”，纵者为“史”。此三物二事，即是人所当学，所须研究的对象。人与万物处于不断的感应之中，万物感应人，是为“知之学”；人感应万物，则是“行之学”。“知主虚理而必以实事明之，故不行不得知；行主实事而必以虚理御之，故不知不能行。”由此可知，所谓学术者，“学为知而术为行”；知须以行为目的，孔子所谓学，即兼包知行。更须知，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有心，“故人之于物，虽若当周知，而宜有所轻重”。“心有知觉有情意，发为行事者，情意为主”，用孟子的术语来说，情意乃“心之官”，知觉则是“耳目之官”。③因此，除虚理与实事之外，情意亦应是为学的对象。④就人世间一切著于竹帛者而言，其外形是文字符号，其“内实不外三种”，即事（包括物）、理、情。⑤
    文字之起，“本以代语言而补其不及”。语言之不及，有纵横两方面。横的方面是“地之相去”，“此地与彼地，口耳不及，代之者为书信与办事规则”。纵的方面是“时之相去”，“前人与后人，口耳不及，代之者为账簿记事册”。在鉴泉看来，“此即六经所由起”，云：
    文辞何起乎？结绳而治，足以记事而已。圣人既出，合诸侯而一治，告语所不及，乃假文字以达之，于是有条教号令；事多而分职不易记，人多而率行不易一，于是乃为法式之书；官礼所由起也。既行于一时，而又虑后世久而忘之，或不能变通，必记已过之事以告来者，使有所据以损益焉，所谓藏往知来也，于是为记事之书，《尚书》、《春秋》所由起也。人事尽矣，而不可恃也，必本于天淆以降命；且人事之变，非已行者所能尽，必有虚拟之象以该其理；于是为卜筮之书，《易》是也。此三者皆不得已而有书，又皆有所用之，非凭心而立说，亦初无须凭心而立说。然而人不能无情志，情志不能不发而为言，则谓之诗。“诗”字从“言”从“之”，志之所之，皆谓之诗，非专指四、五、七言有律者也。圣人虑其言之过于礼义也，采而定之，笵于中正和平，使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亦以法式事实虽有记载，恐于民情有所未惬，采诗以观风俗，乃可以万变之民情，斟酌一定之法式。盖其定诗，亦有所用而然也。⑥
    实事、虚理、情志，一经文字记录，便是所谓史。鉴泉解释说：“此‘史’字，只是记实事之称，非仅指纪传、编年。《说文》曰：‘史，记事者也。’文字起于象形指事。”⑦《礼》乃条教、法式种种之总汇，所记乃现在事；《尚书》、《春秋》记载过往之事；《易》以虚拟之象说未来事，理即在事中；《诗》则以一定之法式记录万变不穷的情，“然情亦由事生，白居易所谓‘诗合为事而作也’”。可见“凡文皆当为事而作，故曰‘六经皆史’”。⑧六经之本体，即在于此。
    《诗》、《书》、《礼》、《乐》、《易》、《春秋》，就书籍而言，谓之六经；就设教而言，则谓之六艺。鉴泉以为，“三物二事”之教，皆包含于六经之中：
    《易》、《诗》、《书》、《春秋》以言教，诵之读之。礼、乐以事教，执之作之。知莫切于心灵，《易》陈宇宙之大理，《诗》陈民俗而土风在焉，《诗》、《春秋》陈政事而时风在焉。行者言与动也，《诗》教之言而礼教之动。礼范其行而以动使视焉，乐陶其情而以声使听焉。礼在外而根于内，乐在内而达于外。内外一贯而养中尤难，故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⑨
    同时更须知：“六艺虽皆为教，而不皆为教科。”古代的教科，是《礼记·王制》所谓四术或四教，即“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其原因是：“孔子之教，全守先王之法，故删定六艺以授其徒，未尝别为一书。六艺之书皆有官守。《易》掌于太卜，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决疑之用，齐民不得传习。《春秋》为列国之史，学者亦无取遍观。此犹今之读书，不习卜筮，不览邸报也。”简言之，《易》与《春秋》非齐民学士所须知，所得与知。因此古时大学所教，便只有“四术”了。⑩
    上古时贵族、平民，等级森严，界限分明，难以逾越。孔子授徒以前，编户齐民大概少有受教育的机会。故鉴泉此说，颇有语病。然而古时大学所教，惟有“四术”，则是实情。中国古代，宗教与学术本是合而不分，如吕诚之先生所说，“吾国古代之大学，固宗教之府”，（11）“与明堂同物”，《诗》、《书》、礼、乐四者，“本大学设教之旧科”，“追原其朔，盖与神教关系甚深”（“礼者，祀神之仪；乐所以娱神；《诗》即其歌辞；《书》则教中典册也。”）。至于《易》与《春秋》，“其原亦出于明堂”，但不是大学设教之科。孔子取此二书，“盖所以明天道与人事，非凡及门者所得闻”，故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12）
    《文中子·中说》曰：“教之以《诗》，则出辞气，斯远暴慢矣。约之以礼，则动容貌，斯立威严矣。”张之洞《輶轩语》云：“《诗》、《礼》两端，最切人事，义理较他经为显，训诂较他经为详”。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谓，观《春秋》“内外传所载，言礼意者最多。公卿燕享，赋诗言志，《诗》与乐相表里也”。鉴泉即此指出，《诗》主言，礼主行；《春秋》时，士大夫引《诗》者多，引《书》者少；《诗》、乐本是相连，“言《诗》、礼而乐在其中”。由此可知，《诗》、礼二学乃是“四术”之大纲。《诗》、礼、乐三者，皆为修己之事。“己之事无过心念。言行发于情而见于言，兴《诗》也；致于行事，立礼也；内德纯全，则成乐也。”《诗》、礼之所以重要，厥因在此。三代以后，六艺四术之教已亡，但是“设教之原理”仍在。“存养其心，省察其行，是即礼乐也；明理则史学，是即《书》、《春秋》、《易》也；工文则《诗》教也”。（13）
    鉴泉对于礼，强调的是实行而非“占毕”，曰：“礼与乐乃音声仪度之事，皆非鼓箧而申占毕者也。‘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礼言‘执’，明乎非占毕也。占毕者，惟《诗》与《书》。”（14）易言之，就礼而言，重要的是所“执”之“仪度”，而非书本上的条文。今世礼学宗师沈凤笙（文倬）先生以为，礼的特点在于实行，“礼、乐在周初都不是书。礼是贵族们举行的典礼，平时练习，用时实行，不靠文字记录而存在”，反倒在废弃之后，有人为保存起见，方始记录成文。（15）按：此为其数十年治礼所得的结论，与鉴泉之见若合符节。
    综上所述，可见鉴泉之崇尚六经，并非出于传统的尊儒之见，而是基于其“为学莫大乎知类”的校雠功夫，从中国学术的大传统着眼。他认为，一切学问都植根于“事”，“虚理”亦是从“实事”出，其总汇即是六艺；六艺著于竹帛，便是六经。因此，“凡一切文字之体，无不本于六经，故六艺统群书。辨六艺以辨群书，则得其体。因所载之殊而后体殊，故辨体即以辨义。是谓校雠。”记事之文，是“《书》、《春秋》之流”；制度、谱录、地理书等，则是“礼之流”；言情之文，如诗、词、曲等，则是“《诗》之流”。“古人不离事而言理”，故六艺中无说理之文。“说理之文，盖源于《易》与礼。以虚理为体，由《易》而衍也；变官守之行事为私家之空言，则自礼而散也。《易》微礼显，各走一端，天人既裂而诸子由是纷纷矣”。又指出，后世有一种文体不在六艺之内，即告语之文。此一文体“兼事理与情。记事则史也，说理则子也，道情则诗也。虽别为一体，实分属三种也”。（16）
    六经不仅是后世文体的源头，更可该学术之流变。后世所谓四部，依鉴泉之见，乃是“以史、子为干”。六艺是“干之根”，故别立一个经部，附于经的传、说亦在其内。春秋、战国以降，官学变而为百家诸子，于是“六艺之流则归之史焉，别出则子焉”。文集则是“由诗赋一流而扩大之，兼收六艺之流者”，乃是“干之末”。以人居作譬，“史为大宗，子为小宗，经则庙也，集则小宗而又杂居者也”。（17）易言之，六艺者，《庄子·天下篇》所谓古之道术也，百家皆从此出，非儒家所得而专。六经之所以当尊，经学之所以重要，即此更可以了然。（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