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记忆之场”到“历史之场”
    “记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开始于20世纪的70-80年代。源自欧洲的“记忆研究热”西进美洲，东渡日本，波及了东西方的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记忆研究的代表作法国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重新思考法国--记忆之场》等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至今依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以“记忆之场”为代表的历史研究的主要学术指向是在近代民族国家成立的过程中，那些所谓的“传统”、“民族记忆”是如何通过国旗、国歌、纪念碑、纪念集会等形式被创造、被表象的。用诺拉自己的话说，就是“想用不同于纪年式的方法来研究法国的国民感情，也就是通过对凝聚了法兰西集体记忆的各类场所的分析，来勾勒出一幅法兰西象征物的俯视图”。诺拉用“历史在加速”来表现近代以来的变化。他提出“与记忆一体化的历史的终结”的结果导致了“记忆之场”存在的必要。所谓“与记忆一体化的历史的终结”，是指在不断反复的时间中，与过去（记忆）共生的集团中（诸如农民集团），那些被认为是典型的被身体化的过去（历史）消失了。这不仅限于农村，家庭、学校、国家等确保价值的保持、传达的“与记忆一体化的共同体”都趋向消亡，由此造成“从遥远过去开始的事象终于走向消亡”的历史断裂感。诺拉说，如果我们保持着记忆，那就不需要记忆之场；因为，没有导致记忆消亡的历史的存在，也就没有记忆之场的存在。这时，所有的动作，包括最细微的日常活动，都像古昔传承下来的信仰那样不断重复着。这样的动作、行为以及意义都是与肉体融为一体的。但是，一旦痕迹、距离和媒体登场，我们就不再处于记忆之中，而是处在历史当中了。关于记忆和历史的关系，诺拉认为，记忆是当下的，是永远以现在时呈现的，是感性的、特殊的、象征的，而历史是基于知性，建立在分析与批判基础之上的。日本学者小关隆则更为明快简捷地说，在社会中共存的诸多记忆中，经过某种政治的、学术的、文化的认可的公共记忆就成了“正史”（official history）。
    在《重新思考法国--记忆之场》出版后的三十多年中，又有无数以记忆为对象的论文和著作问世，其中不乏对诺拉研究范式的模仿复制，即用相同或类似的问题意识和手法把研究的对象延伸到其他各国。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些新的成果出现。例如，2010年，一批日本西洋史学家出版了一本名为《历史之场--史迹、纪念碑、记忆》的著作。这个书名很明显是针对“记忆之场”而起的。这部书探讨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东欧和北欧等地的纪念碑、墓地、历史遗迹的形成背景和经过，分析了这些被作为表象物创造出来，然后被传承、抹消或忘却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复杂的社会力学关系。关于这部著作的主旨，主编之一若尾佑司说，诺拉的“记忆之场”的研究重心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记忆是如何被唤起、建构起来服务于塑造同质的国民的。但是，在一百年后的今天，那些记忆的象征物比如战士墓地、英雄纪念碑等已经不再带有其诞生之初的激起民众的狂热的魔力。它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遗产化”。联想起在世界范围内的“世界遗产”申请热潮，若尾认为，这些渗透在全世界的遗产热，从原有的国民纪念碑等扩展到了地域性的历史、自然遗产，甚至延伸到了过去被国家公共记忆排除的少数人群以及被封存的国家暴力的牺牲品的记忆。这些原本被抹消、被忘却的记忆，如今以文化遗产的名目成为打开通往过去的“历史之场”。①透过这个历史之场，记忆不断被生产、消费。其广度和深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层面，而延伸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从“记忆之场”到“历史之场”，标志着记忆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也为人们研究当下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观察当今中国记忆的研究，在探讨近代民族国家诞生过程中，“记忆”作为国族认同建构过程的分析，已经有相当不错的成果。例如，岳飞形象的再造，孙中山纪念物的诞生等。②但是，在另一方面，在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诞生的过程中，大量的社会记忆被整合、封存、抹消、忘却。例如，近年来在各种媒体中悄然出现的有关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反右、“文革”、唐山地震等历史事件的“非正史”的或可称为民间叙事的爆发性的涌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这些事件的认识，有些甚至会颠覆现有的历史研究所做的结论。本来，多元的、不同层面、不同立场、不同角度的记忆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最本质的特征；而通过对这些被忘却的记忆的挖掘和整理，展现出一个社会的多层性和记忆的多样性，应该是当下记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记忆的主观性与身体性
    记忆研究虽然蕴涵着丰富的可能性，但作为方法，它一直处在探索和争论之中。在历史学领域，过去往往将记忆作为历史的对置概念，认为历史是客观的、科学的、可靠的、不变的，而记忆则是主观的、感性的、多变的。因此，在采用诸如口述史的方法来进行历史研究的时候，鲜活的记忆资料往往要被拷问是否“客观”、“真实”。就连以访谈记录为主要方法、以口头传承为主要对象的民俗学，也曾经有过如何确认口述的民俗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的讨论。这种议论的共同点就是，将口述资料当作另一种文献看待。在更多的时候，口述的声音资料被记录成为文字，成为文献资料的补充。但是，口述历史研究的兴起打破了这样的格局，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承认主观性和身体性本身的价值。例如，英国口述史家保尔·汤普逊赞同如下观点：“恰恰是被某些人视为口头资料来源的一个弱点的主观性，也可以使得这些来源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因为主观性与更加可见的事实一样，也是历史学的应有之义。被访者所相信的东西确实是一个事实（也就是说，他或者她相信它这一事实），就像‘真正’发生的东西一样。”③
    对于口述资料的不真实的可能性，波利特认为，“‘不真实’的陈述仍然是心理上‘真实的’，并且这些以前的‘谬误’有时比实际准确的描述揭示出更多的东西……口头资料的来源的可信性是一种不同的可信性……口头见证的重要性经常并不基于它对事实的依附，而是会基于它与事实的分歧。在这里，想象、象征、欲望破门而入”④。汤普逊进一步指出，“历史学不仅是有关事件或者结构，或者行为模式的，而是有关这些东西如何被经历和在想象中如何被记住的。而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想象发生的东西，也是他们相信可能已经发生的东西--他们对于一个可供选择的过去，也是对于一个可供选择的现在的想像--可能与实际发生的东西同样至关重要”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