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求真，并非什么新话题，时下一些史学家谈论史学求真，大多是针对弄虚作假的学风。实际上，学术研究本身就是求真。若历史学家说历史学是求真的学问，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乃至物理学、化学就不是求真的学问了？时下史学求真及史学分析框架又有检讨的必要，检讨本身也反映时代变迁。史学分析框架是探索历史真知的重要工具，完善的史学分析框架有利于研究者在有限的时空内把握历史的主脉。但史学分析框架若有过多的理论预设，往往不利于研究者研究视域拓展。从这个角度而言，史学分析框架往往决定了研究者对史料的取舍及其把握的程度，这实际上对史学真相的探索不利。对学界而言，近代中国的史学分析框架就像面向东西方的窗户，从外向里看或从里向外看，其得到的历史景观或真相往往与观看者距离窗口的远近、姿态、心态以及内在的文化修养等密不可分。可见，史学分析框架与史学求真的关系是值得探索的重要学术命题。
    解读这一命题，笔者首先探讨史学求真的限度，并分析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由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的史学分析框架转向，再讨论史学求真与史学分析框架乃至时代变迁的关系。
    就学理逻辑而言，历史真实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历史真实的呈现是通过历史记忆来完成的。历史记忆往往需借助史料的选择及解读，而哪些史料进入研究视域是常有选择的。由此而言，史学求真只是逼近真理或真相而已，即史学求真有其限度。就能力、精力等而言，史学家所做的工作有一定时空限制，只能做到局部或主体性探讨，这若盲人摸象，得到部分的事实或真相，离真理还有相当距离。史学求真只是相对而言，多受主观、客观因素制约，或者说史学求真是每个历史学家永恒的追求而已。由此而言，史学家所做的工作永远处在探索真理的途中。
    就史学求真而言，历史研究要搞清事实本身，还是以价值评判的目光打量过去？打量过去无疑是为了将来。史学研究常为鉴往知来，鉴往显然是研究过去，能否达到完整而深刻的认知，方法与视角无疑是十分关键的。知来则涉及未来，未来怎样则涉及世界观，显然有更多的想象与伦理意义上的价值评判。历史学探索目的是侧重过去还是面向未来？这往往取决于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及史学分析框架等。
    历史求真多有方法、视角与价值评判的纠缠，中国学界尤其如此。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是经、史、子、集，对知识资源笼统的概述意义上归类显而易见。经、史、子、集作为分类标签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而近代中国的知识分类遭遇巨大的历史变迁，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方式迅速地被历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西方意义上的学科所取代。近代随着西学东渐，严复、梁启超、夏曾佑等开始的中国本土意义上历史学学科的建制，二百年还不到。
    综观四部分类之学，保存名称的就是史学，即从史到历史学，名称大致。其他的学科在内容上有关联，但名称上已经看不出来。而从“史”的笼统的知识分类到“历史学”学科的建立，则不仅仅是名称的问题了。传统意义上的“史”的目的不仅仅是鉴往，更重要的是知来，多数情况下，统治者所以设立史馆、史官的重要目的在此。中国学者常常说文史哲不分家，多与中国传统的知识资源较为笼统相关，诸如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史馆及史官多有强烈的价值评判色彩。对统治者而言，《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其价值多为历史经验乃至道德借鉴。而就官方修史而言，历史的学问是衣食无忧意义上的“富贵”学问，也在情理之中。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读书致仕在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后遭遇重大危机，即读书未必能做官。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成为职业化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等，包括历史学研究者乃至历史学家。“史”作为知识分类的标签面临着由西方而来的学科建制。简言之，中国史学求真的道路遭遇到近代史学转型，即西方史学中国化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探索。由传统的经、史不分家，到近代大学堂中历史学系，这一重大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史学中史料发生多少变化。对中国学者而言，变化的多为视角或方法。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对中国史的探讨往往具有研究视角及方法论上的参考意义。
    西方中国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为《剑桥中国史》，其流布之广泛，无须赘言。但其分析中国问题的框架属西方中心论。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后来的中国中心论，作为史学分析框架皆有各自的利弊得失。而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的立足点的置换则反映了中外关系的变化及学术探索重心的转移。这不仅仅是学术逻辑发展的结果，更是现实变迁在历史中的投影。
    早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界解读中国近代史主要有两种史学框架，即西方中心论及其语境下的传统--现代的抉择，中国中心论及其语境下国家--社会的分离或重合。这两者之间相互竞争可见史学求真的尴尬。西方中心论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费正清为代表。在费正清看来，“历史学的任务就是了解所有有关方面的情况、动机和作用，但如果只涉及冲突一方的片面知识，则会使我们对这场冲突中的另一方面仍然一无所知，因而就不大可能理解它。”①因此，探索中国近代史既要关注西方又要理解中国。面对中西对峙、交流，费正清主持的《剑桥中国史》在史学框架上强调西方“冲击”及中国“回应”的“西方中心论”。1977年费正清、刘广京在《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的《下卷前言》中称：“晚清对西方的反应现在开始显得只是一个次要的主题；主要的过程乃是在新条件--包括西方的影响下中国继续对它的过去所作的反应。一句话，刺激就在你发现它所存在之处，有刺激就会有反应，否则就根本不成其为刺激。”②具体到西方冲击下的中国回应，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导言中将晚清史定位为“旧秩序”，“在这个旧秩序里面，经典的教义只能容忍限于传统内部的变化，扩大的家庭制度支配着个人，恪守职责的信条高于享受权利的信条，文官控制着军事，而且使商人为其所用，道德行为的准则凌驾于人的情欲、物质利益和法律条文之上。”③“中国在十九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完全的悲剧，成了一次确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过程。这场悲剧是如此缓慢、无情又彻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旧秩序为自卫而战，它缓慢地退却，但始终处于劣势。”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