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象”与“数”的概念，源自周易，是中国古代理解世界及其存在意义的基本范式。中古时代最为系统而清晰的表述，为隋代萧吉《五行大义序》：
    原始要终，靡究萌兆。是以圣人体于未肇，故设言以筌象，立象以显事。事既悬有，可以象知；象则有滋，滋故生数。数则可纪，象则可形。可形可纪，故其理可假而知。可假而知，则龟筮是也。龟则为象，故以日为五行之元；筮则为数，故以辰为五行之主。若夫参辰伏见，日月盈亏，雷动虹出，云行雨施，此天之象也。二十八宿，内外诸官，七曜三光，星分岁次，此天之数也。山川水陆，高下平污，岳镇河通，风回露蒸，此地之象也。八极四海，三江五湖，九州百郡，千里万顷，此地之数也。礼以节事，乐以和心，爵表章旗，刑用革善，此人之象也。百官以治，万人以立，四教修文，七德阅武，此人之数也。因夫象数，故识五行之始末；藉斯龟筮，乃辨阴阳之吉凶。是以事假象知，物从数立。①
    从“象数”的角度再来看文本与图像的关系，我们或许会有新的体悟。图像从根本上也可以从“象”的概念来理解。柯律格（Craig Clunas）指出，“图”字涵盖了视觉表达的所有形式：地图（map）、图画（picture）或画作（painting）、图示（diagram）、肖像（portrait）、图表（chart）、图案（pattern）等，但都可以统摄到“象”（figure）的概念之下，这意味着思考具有社会角色的像（image）时，始终离不开宏观视角。②图像及文字等符号性标记，都可以被整合到整个宇宙图式中，展示于特定的时间和场所时，它们也就成为演绎宇宙的图式中的一部分。因此图像和模型实际上具有双重角色：它们首先作为实物的相似物而存在，也就是“象”，但这些相似物会因为被置于表现宇宙的图式中而获得力量和意义。③
    “图”既非文，亦非画，但又与两者有密切联系。从历史学、宗教学、艺术学、社会学和物质文化研究等多学科角度，来综合考察中国视觉文化与写本文化传统以及知识史视野中的图像与文本所蕴藏的力量（powers）及两者之间的张力，是孕育希望的新天地。图作为方术-宗教符号和宇宙图式而具有秩序力量，各种文本性图表（包括《山海经》图、司马迁《史记》中的“表”、作为佛教曼荼罗文本的《华严经》、《研几图》等宋儒阐释义理和道统的文字图表）和技术性插图（本草图、农事图以及《天工开物》中的织布、冶铁等技术说明图解）的制作过程的功能、印本时代文本与插图的关系以及西方的影响及其运用等，这些领域正在成为水草丰茂的新牧场。④
    关于图的起源，有著名的“铸鼎象物”之说，见于《左传》，杜预注云：“图画山川奇异之物而献之。使九州之牧贡金，象所图物，著之于鼎。图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备之。”⑤此系史实抑或只是后世想象之产物，东汉以降，即有学者激辩之，古往今来，讨论甚多。⑥因非本文要旨，不遑详论。我们予以特别关注的层面，在于写本时代的“图”与“文”的关系。⑦
    二、左图右书：中古时代的“图书”观念与图像分类
    宋人郑樵《通志·图谱略》对于图与书的关系有极为精彩的辨证，应该当作中古时代关于学术研究中如何使用图谱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文献来读：
    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理。天地出此二物以示圣人，使百代宪章必本于此而不可偏废者也。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图，植物也。书，动物也。一动一植，相须而成变化。见书不见图，闻其声而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及寘之行事之间，则茫然不知所向。⑧
    要之，郑樵以图为“索象”之本，以书为“索理”之径，以“左图右书”为治学之法门，诚为卓见。可惜后之学者未能躬行，依然是“离图即书，尚辞务说”，图文并重的传统始终未能真正确立。
    从郑樵所言“置图于左，置书于右”来看，他所理解的“图”与“书”是分立的，而不是图文并茂的“图经”。图像与文本的实际关系要复杂得多，我们区分为三大类不同的情况，分别加以讨论：
    第一类是非佛教图像，大致包含五种类型：地理图、天文图、仪礼图（如马王堆帛书《丧服图》）、神瑞图（瑞应图、物怪图归入此类）、占卜图（如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人字图》、《艮山图》、《直门图》，关沮周家台秦简中的《二十八宿占》、《五时段占》、《戎磨日占》、《五行占》的占图，马王堆帛书《刑德》、《阴阳五行》、《天文气象杂占图》，尹湾汉简中的《神龟占》、《六甲雨占》、《博局占》的占图，敦煌《占云气图》）、医药图。与作为说明文字的“经”相联系的“图”，本应存在于同一载体中。但有时也经常出现部分有图，部分缺图，或图与经单行流传，甚至有经无图的现象，主要是由于文字易于传抄，图像不易绘制所造成。
    第二类是佛教叙事图像，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叙事文学插图。关于带图的佛教经典和讲唱变文所使用的图像，尤其是变文与变相的关系，以及中国看图讲故事传统的形成和源流，西贤已有相当深入的探析。⑨中国学者的探讨多侧重于从文学角度对变文本身进行研究，对于图像注意得不够。朱凤玉教授最新发表的力作给予我们许多新知：敦煌叙事图像大多为独立存在之叙事图像以及叙事图像与叙事文学结合两种。前者如《十王经图》，其性质犹如石窟、寺院壁画变相，既可作为宗教的供养，又可将绘制的内容传播给不识字或无缘听经之信众，用以宣扬佛法。后者的图文配置形式又有“上图下文”、“左图右文”、“正图背文”三种：第一种是以图配文，而非以文说图，可能是作为阅读经文时之辅助，或为庄严、美化经书而绘制，也有可能是便于斋会、法事时携带，可供临时翻转，辅助讲解。第二种在讲唱变文时用作道具，主要功能是提示情节发展；阅读变文时，则发挥故事“导读”功能。第三种也是讲唱时提示情节的道具。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