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对于图像并非无动于衷，理论和方法的吸纳与实践，张广达先生已经示我们以轨则，他在反思自己的学术经历与取向时说：
    至于胡语文书和图像文物的作用更是如此，许多历史时空中已经失落的文明篇章或湮没不彰的情节借此而得重显于世。从此，人们研究汉晋以来历史，只要有简牍、胡语文书、图像文物等新史料可资参证，人们便会逸出文本记载的范围，不再让自己局限于传世文献。套用近年西方流行的“语言的转折”（linguistic turn）一语，我们无妨说，在研究中外文化关系史上出现了一个“文献的转折”（documentary turn）。学术研究从此受到文本、胡语文书、图像文物等大量新材料的推动，气象日新月异。（45）
    但相形之下，历史学界的回应依然不够活跃，甚至有些苍白无力，多半还是停留在“以图证史”的层次。由于对艺术史研究本身的“腠理”缺乏必要的了解，笔者或许同样未能彻底超越上述局限，但至少从中获得了许多触发反思的启示，因而想表明这样一种新的立场：图像和文字，同为思想表达的最基本方式，我们不仅应当在历史研究中把图像作为证据使用，还应该从人类思想的生成与再现的“形”与“式”来理解图像在历史情境中的含义。
    本文曾提交“复旦大学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讨论，承蒙各位同仁指正疏失，谨致谢忱！
    注释：
    ①萧吉：《五行大义》，穗久迩文库藏本，东京：汲古书院，影印本，1989年，第6-8页。
    ②参看Craig Clunas，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London：Reaktion Books，1997）102-111.
    ③杰西卡·罗森：《图像的力量--秦始皇的模型宇宙及其影响》，氏著，邓菲、黄洋、吴晓筠译：《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211-233页。
    ④关于中国古代的图，由巫鸿等学者推动和组织，在1998年于芝加哥举行的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中有专题讨论组进行探讨，有多篇论文围绕上述主题展开，部分已结集出版，参看Francesca Bray，et al.，eds.Graphics and Text in the Production of Technical Knowledge in China：The Warp and the Weft（Leiden：Brill，2007）。不过，此书所收各篇主要集中于战国至东汉的早期写本时代，以及宋以后的印本时代，笔者所关注的汉唐之际恰好付诸阙如。
    ⑤《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一“宣公三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68页，中栏-下栏。
    ⑥最新的检讨，参看游自勇：《〈白泽图〉与〈白泽精怪图〉关系析论--〈白泽精怪图〉研究之二》，“复旦大学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第14次workshop，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历史系1901会议室，2010年9月15日。
    ⑦尽管印本书籍中的插图研究对于写本“图书”研究颇有启发，但为了避免牵涉过广，此处所指“图文”，一般不包括印本时代的情况。关于写本时代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参看拙著：《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6页。
    ⑧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825页。司汉曾将《图谱略》译为英文，并详为笺解，且将郑樵的“图”、“像”与“象”观念置于世界学术格局下进行观照，探讨了与西方不同的视觉文化传统及其背景，颇有参考价值。参看Han Si，A Chinese Word on Image：Zheng Qiao（1104-1162）and His Thought on Images（Gteborg：Acta Universitatis Gothoburgensis，2008）。承邱忠鸣博士提示此书，深致谢意。
    ⑨Victor H.Mair,Painting and Performance: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8）； Victor H.Mair,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A Study of the Buddhist Contribution to the Rise of Vernacular Fiction and Drama in Chin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Wu Hong,“What is bianxia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2（1992）：111-192; Stephen F.Teiser,“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 nese Buddhis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 Stephen F.Teiser,“Picturing Purgatory:Illustrated Versions of the Scripture of the Ten Kings,” Jean-Pierre Drège（ed.），（Images de Dunhuang:Dessins et peintures sur papier des fonds Pelliot et Stein,Paris: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1999）169-197.
    ⑩朱凤玉：《论敦煌文献叙事图文结合之形式与功能》，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57-573页。
    （11）据韦正考证，传顾恺之《洛神赋图》的特征多与南朝文物相符，图中服饰、发型、文物，均难以追溯到东晋时期，在逻辑上和考古材料上都得不到支持。参看韦正：《从考古材料看传顾恺之〈洛神赋图〉的创作时代》，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7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9-279页。
    （12）巫鸿：《重访〈女史箴图〉：图像、叙事、风格、时代》，氏著，梅枚、肖铁、施杰等译：《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301-3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