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这一术语在当今得到了广泛和有争议的传播。它被认为是一种对真实性和真相有着特别夙求的特权话语，不仅进入到史学领域，也成为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词汇之一。但是，与记忆相关的不确定性对我们的历史理解有何教益？或者反过来说，历史对于我们的记忆又有何教益？
    霍布斯鲍姆曾指出，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在追求普遍性和特殊的认同夙求之间徘徊不定。①这一点似乎是一切如实记述的历史所具有的不能解决的纠结的一个表现。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普遍性维度植根于历史学家对一套方法的追求中，这些方法旨在使获得合理历史解释的机会最大化，使错误的机会最小化。由于历史特殊论经常在记忆的语言中得到表达，历史与记忆之间便产生了一种紧张关系。一方面，“历史”是作为一种凌驾于特殊记忆之上的伪客观性话语而出现的，它宣称具有一种经验上的实在和历史所缺乏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记忆是作为一种不可度量的话语而出现的，它服务于欲望，要求拥有自己的不能被证实的合法性。面对历史与记忆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历史学家将持何种态度？本文将对这种关系的某些显著特征进行考察，但并不意欲解决问题，而是指出捷径之所在。
    当前，在“记忆”所表达和确认的事物亦即主体性的需要与对证据的需要之间，存在一种可悲的有时是悲剧性的冲突。而在今天更广泛的文化领域乃至研究领域有着一种文学批评家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称之为“不再重视证据的认识论反而去强调对证据的欲望”的冲动。②这里的“对证据的欲望”指的是，人们不必去追求一种观点在实际中的真实性，而只是希望它是真实的，以便有机会去支持或攻击这种观点。显然，证据绝不会客观地为自己说话：它总是在一个由多个主体建立的论辩背景中，从主观的立场上去说给其他主体听。简言之，没有“纯粹”证据这样的事物。此外，对证据的欲望必然是更大结构中的一个必要环节，因为没有欲望就不会有建构或重构过去的冲动--兰克、米什莱、布克哈特等其他许多历史学家正是这样理解的。不过，如果不对欲望有所遏制，人们所设想的过去就只会变成主体性所想象的过去的一个投影。但根本说来，我们从这种做法中什么也学习不到：只有对主体性有所遏制，它才能学会让自身参与到与之对立的主体性中，参与到主体性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和物质世界中。
    让我们换种方式来看这个问题。认为我们应当记住过去是很容易的，但我们并不能记住过去，我们记住的只是现在。也就是说，我们“记住”的是现在依然存留于我们情境中的东西。所谓我们思考过去，意思是我们以某些批判方法为基础去建构或重构过去。与之相关的格言应当是“记住现在，思考过去”。魁北克的官方格言“Je me souviens”（英文为I remember，意思是我牢记在心）涉及的就是当下的主体性，不是被思考的过去。③当历史理解被描述为“记住”时，我们可以推断，我们正面对一种提升当下某种可能令人满意的集体认同的尝试。这一点几乎是不变的。
    不假思索地摒弃主体性是很容易的，但也是完全错误的。而声称拥有绝对客观性的视角则是不能被证实的。但是，将历史仅仅变成当下为认同而战的衍生物同样是错误的。近来的历史哲学著作对历史理解给予了许多严肃思考，这些思考虽然没有解决与特定认同相联系的主体性的需要和对证据的需要之间的冲突，但还是对这种冲突进行了定位。就这里所提出的问题而言，近来的历史哲学著作中有两种对比鲜明的趋势。一种趋势在柯林武德和保罗·利科那里得到了最好的表达，另一种趋势则在海登·怀特和米歇尔·德塞托那里得到了最好的表达。
    第一种趋势认为过去从根本上来说是可知的。这一趋势出现在利科的在一种综合中涵盖各种异质现象的历史叙事观念中，利科称之为“异质综合”（synthesis of the heterogeneous）。④不过，这一趋势在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特别是在“历史的证据”这一节中，得到了更为明显的表达，该节几乎一半篇幅是用来讨论“谁杀死了约翰·道埃”这个问题的。⑤柯林武德用一种侦探小说的风格详细叙述了詹金斯探长对修道院院长隔壁邻居约翰·道埃谋杀案的调查。调查在发现院长本人就是凶手中达到顶峰。多年以来，道埃一直在秘密敲诈院长，威胁说要公布院长死去的妻子在多年前，也就是刚刚结婚前的一次越轨行为。道埃的敲诈吸干了院长全部私人财产，现在他又想得到院长已故妻子的那份定期存款，那是她托付给院长以备女儿结婚之用的。当院长看出探长正在逼近他时，就服用了氰化物并瞒过了行刑人。
    柯林武德对解决约翰·道埃谋杀案的记述（他将之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的范例）是以一种明显的缺失为特征的。他完全忽视了给院长和院长一家带来巨大痛苦的创伤（trauma）。很明显，本案中的痛苦和隐情是非比寻常的。在院长为敲诈而付钱的整个期间，他都不知道那个引诱他妻子的人正是敲诈者本人。他的妻子可能也不知道她的丈夫在支付勒索以保护她。同样，他那婚后六个月出生的女儿也不知道她的生父不是院长而是约翰·道埃。柯林武德对院长与其死去的妻子、院长与其女儿，死去的妻子与邻居之间等等极度痛苦的关系根本不感兴趣。简言之，他将这个家庭全部的文化史抛诸一旁。柯林武德实际上并不认为创伤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完全将创伤排除在历史领域之外。
    柯林武德将历史性的过去描述成某种由遵循历史研究法则的历史学家所建构的东西。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研究只能产生一种真实而客观的结论。柯林武德确实宣称，历史论证应当“不可避免地跟着证据而来”，它证明了它的论点“就像数学中的证明一样是结论性的”，但这完全是错误的。⑥同样，对探长来说，只有一个故事对谋杀案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一旦他发现了这个故事，他就会完全自信地坚持它的真实性。但对历史学家式的侦探来说，只有将所有与创伤相关的事物排除在外，他才能得出这种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