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中的第二种趋势认为过去是不可知的。德塞托在《书写历史》中坚持认为，与死亡和他者的对抗是西方现代史学出现的关键。他认为，对将要被书写的历史而言，过去和现在之间一定有一种断裂。他还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有义务去承认那些它不能理解的东西--无法弥合的分歧和缺失，也有义务去承认那种尽管很难但仍要去努力表现的他异性。⑦对海登·怀特来说，真实的历史不可更改地以崇高为特征--也就是说，以那些过于恐怖而不为人所知的事物为特征。海登·怀特与柯林武德所坚持的历史学家在其头脑中重演过去完全不同，他对过去当中太恐怖而无法被重构的事物留有余地。正如怀特指出的，那些受到错误引导的“美化”过去的尝试“使历史丧失了那种无意义，单凭这种无意义就可以刺激活着的人去创造对他们自己及其后代来说全然不同的生活，也就是说，赋予他们的生活某种只有他们自己可以负全责的意义”。⑧在怀特看来，“历史性本身既是一种实在也是一种神秘”⑨--这种神秘是无法回避的。换句话说，怀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本体--也就是说，一种关于历史知识限度的概念。
    人们可以用多种不同的但却是相互关联的方式来思考这种历史本体。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历史本体可以被视作我们当前所知事物背后的一个不能被理解的地带。在此意义上，这种历史本体等同于一种史学撰述的谦恭原则。它与希罗多德的谦恭很相似，希罗多德经常重复由他的消息人讲述给他的故事，但却让自己与那种认为此处所讲述的故事是真实的观点保持着距离。不过，怀特的观点只是与希罗多德的相似而非相同：因为他的这种历史本体观念暗示了，在这些故事、证据、记忆等类似的东西背后的确存在一种真相，尽管人们可能受到阻碍而不能认知它。说得更具体些就是，这种历史本体可以被认为是这样一个领域，它充满了：（1）创伤太多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事物；（2）过于陌生而不能被当下理解的事物；（3）缺乏足够的证据而不能被建构和重构的事物。
    不能被理解的地带这一观念提出了另外一种处于记忆与历史背后的视野，它能够帮助我们阐明记忆与历史之间棘手的关系。认为记忆与历史彼此勾连是错误的，比如，认为记忆是历史的原材料。同样，认为历史仅仅是所有可能之记忆的总和也是错误的：对不起，托尔斯泰先生，将所有记忆组合在一起是不能重建滑铁卢战役的。但是，认为历史与记忆只是彼此对立同样是错误的。一方面，记忆远不是历史的原材料，记忆是时常萦绕在历史之上的一个他者。记忆是当下的主体所建构的过去的影像。因而，记忆在定义上是主体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和前后矛盾的。另一方面，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有义务成为客观的、统一的、有规则的和合理的。然而，历史不能完全如此，因为在已知的背后总有不可理解的残余，总有无法消除的主体性的参与。
    凭借“上帝已死”的宣言，现代主义者尼采试图勾勒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尼采的意思似乎是说现代性已然成功或即将成功，因为现代性将自身从他者，即信仰、天启、玄学、超然性等其他理性的对立面中分离了出来。不过，尼采在一句经常被忽略的话中也承认了排斥他者所引发的焦虑：“我们怎么才能安慰自己，这凶手中的凶手？”⑩在某种程度上，记忆的出现或许是对现代性的失败所导致的焦虑的回应，因为记忆的重点在于求新，它为依然萦绕于当下的过去之物提供了足够的记述。
    比如，可以思考一下历史这门有着西方、基督教和一神论根源的学科，与它的一个他者，即那些不属于“西方”之一部分的世界和经验的关系。阿西斯·南迪（Ashis Nandy）指出，历史学家所记述的非西方的历史“通常是一部史前的、原始的和前科学的历史”，它“只有一种选择--将非历史带入历史”。南迪认为，这类历史的目的“完全是在一个精心表达的参照系基础上，彻底剥去过去的外衣”。这种关于过去的观念，当然是十足的柯林武德式的。南迪继续说到，“启蒙运动的敏感……假设了历史与对过去的建构之间是完全均等的；它还假设了历史之外没有过去”。（11）在这种意义上，非西方人的集体记忆就变成历史的他者，被排除在历史领域之外。
    但在实际上，这个他者却非常接近历史，或至少非常接近历史学家。南亚“庶民学派”的一位历史学家迪皮什·查克拉巴蒂，曾经指出庶民是如何进入到西方化的中产阶级自身的形成当中来的。这些来自庶民阶级的人民以奴仆这一实体出现在中产阶级的家庭和空间中，并因此成为中产阶级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些文化经验已经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到史学撰述之中。印度中产阶级里的许多人在还是孩童的时候，就遭遇过庶民那令人着魔的故事，这些故事对这个世界作出了解释并提供了对它的全面理解。南亚庶民阶级的集体记忆虽然是作为与历史对立的他者而出现的，但这个他者却是南亚历史学家在他们成年时可能非常希望理解的--一些历史学家也做到了这一点。
    然而，如果记忆是历史的他者，我们也必须承认历史是记忆的他者。记忆提出的诉求只是有可能真实。在对证据的需要上，历史与记忆是尖锐对立的。历史提醒记忆需要来自目击证人和存留之物的证据。记忆虽说是不明之域：它不能被信赖。但人们不应由此就认为历史是光明之域，因为在历史的相对光明和记忆的相对黑暗之外，我们必须承认还有一个巨大的关于历史的不可知领域。这一经验来自我们时代认同的不确定性，因为在削弱下述观念即存在一种我们可以接近的唯一的权威视角时，认同的不确定性也削弱了历史与记忆的傲慢：一方面是确定性的傲慢，另一方面是真实性的傲慢。
    历史与记忆的界限或许在20世纪一个重要的现象中得到了最为清楚的表达，那就是对所谓犯下国家支持的暴行罪的罪犯的审判，审判的目的是既要达到真理和正义，又要通过形成集体记忆以帮助塑造新的集体认同。人们为审判所构想的这种双重计划，其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同时存在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它怎样才能做到？又怎样无法做到？那些在同时为发现历史真相和重构集体认同而努力的法院和军事法庭都与当下的语境相关，这种语境表现的是某些普遍的理论要点。我试着将这些理论要点以命题的形式表达如下：（1）历史、认同和记忆的不确定性是相互的；（2）历史与记忆截然不同，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不同民族或群体所“记住的”完全不同的历史中；（3）尽管如此，历史与记忆的界限却不能得到精准的划分；（4）缺少一种唯一的和无可非议的权威或架构，就不能解决历史与记忆之间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