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类比较特殊，不太好归类，数量也不多，主要是六朝文人赋图。这一类的特点是图与文独立存在于不同的载体，图与文的内容也不存在直接对应关系，但是两者之间又有联系。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洛神赋图》，它是以绘画表现文赋的思想内容，可以看作是文学作品的写意，艺术表达占主导地位，图与文并未结合在一起。图的年代相对较晚，应该是后世画师有感于赋之意境而创作。（11）应附带提及的还有《女史箴图》，此图的文本依据是张华的《女史箴》。但与《洛神赋图》不同，按照巫鸿的理解，为对应张华文中变化的语言形式和论述重心，绘制《女史箴图》的画家创制了不同类型的图像，以不同的形式来联系图和文，并且在两层意义上可以被看作一幅“叙事图”：首先，画中的某些场景表现了具体历史事件或故事；再者，画卷分段描绘了张华的文章，观者打开画卷与观赏画卷的行为按时间顺序进行。（12）
    三、东亚古写本中的图文关系
    我们要着重分析的是第一类非佛教图像。此类大致上属于中国古代传统图像系统，品目繁盛，试约略言之。
    地志一类的图经，较为特殊，最早的出土实物或可追溯到马王堆《地形图》。对于地记与图经的关系，敦煌图经写本所见隋唐五代图经的发展，以及隋唐图经的辑佚，已有非常精审的论考。（13）然而，五代以前的图经，流传下来的只有经文，图皆不存，以往所论也是集中于经文的辑考，至于经文与地图的关系，则无从探讨。南宋的《严州图经》，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曹婉如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经文不是地图的文字说明，而是记述地图所绘的地区之情况，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认识。（14）
    医药图，包括本草图、针灸图、养生功法图、（15）脏腑图、诊法图（包括舌诊图、脉诊图、小儿三关诊法图）、外科疗法及器具图、疾病示意图等。（16）其中写本时代已具备成熟形态并较为常见的是前三类，又以本草图最为重要。
    专业画家从事本草绘图，大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出现，（17）现存最早的彩色本草图是南宋王介所绘《履巉岩本草》。（18）《本草经集注》中提及的《芝草图》虽然是药物图，但事涉神异，很难说是真正的本草图。“本草图”一词，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灵秀本草图》六卷”，而且还被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收载。唐代及其以前的本草图基本上都是彩图，其中的精品被作为著名的绘画艺术品见载于《历代名画记》。唐代前期及以前的药图大多独立成卷，直到唐代中期的《天宝单方药图》才出现图文合一、真正意义的本草插图。（19）
    范家伟作了进一步研究，认为《本草经集注》深受道教长生神仙思想的影响。（20）药图的成立也与道教仙术有关，此点值得我们特别留意。（21）《太平御览》卷二五《时序部》引陶弘景《登真隐诀》云：“立秋之日日中，五岳诸真人诣黄老君于黄房灵庭山，会仙官于日中，定天下神图灵药。”（22）范家伟引录此条时，误作“神图、灵图、药图”。但是其基本看法应该没有问题：魏晋的芝图，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记述祥瑞而制，一类是陶弘景等道教图制作，目的是入山找寻菌芝之类药物时有图可依。因此，药图的出现与道教服食有密切关系。（23）
    唐代的《新修本草》，就是图经并行，经以明药性，图以辨药形。北宋苏颂编纂的《本草图经》继承了这种做法，序云：“图以载其形，经以释其同异。”（24）胡思德（Roel Sterckx）认为，这实际上含蓄地承认了：如果没有解释性的文字，图谱的作用只能限于对药物大致的辨别。因此《本草图经》书前所附敕文要求“逐渐画图，并一一开说”。但文献中未指出这些插图“怎样看”，也未说明“看什么”，因而插图受到视觉表达固有局限的制约，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直至李时珍时代，在本草传统中，插图只是作为格物或者说“正名”的补充，几乎没有增加对文字的理解。（25）
    郑金生对清代以前有图的本草书进行了统计，表明在共计30部书中可以肯定正文作者与绘图者是同一人的为9种，两者不同的为13种，不明者为8种。也就是说，相当多的本草图的绘制者和正文的写作者并非同一人。绘图者的知识结构和绘画风格直接对本草图的质量产生深刻的影响。只有注重对本草图的图、文之间关系的分析，才能充分认识古代附图本草的学术价值。（26）我想这一认识不仅适用于本草书，也适用于中国古代所有带插图的书籍。
    戴仁曾对敦煌各种类型写本中的图像，做过较为全面的搜罗：《佛名经》、《地藏菩萨经》、《观音经》、《父母恩重经》、《十王经》等绘图经卷，《瑞应图》、《白泽精怪图》等神怪图，《灸经》中的人体穴位图，相书中的相图，《丧礼服制度》中的礼制物事图解，密教佛像、手印、陀罗尼，占卜、堪舆书中说明性附图，道教符篆等等。（27）艾丽白还对写本上的“另类”图画--涂鸦，进行了很有趣味的考察。（28）沙武田称图文结合的佛经为“插图式佛经”，认为其中的图像，介于纯经文和纯图像的经变画之间，又为佛经和经变画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过渡性版本，有一部分可作为画样、画稿使用。（29）王晶波认为相图在确定位置、指示形状、颜色等方面起着文字解说无法相比的作用。敦煌许负类相书原本可能都有附图，但现存五种抄本却有四种无图。造成无图的原因，有可能是此类相书本身语言叙述较详，没有相图也不会造成多大的理解困难，所以抄录者为求省事而略去；也有可能是抄录者不会绘画，所以只抄录了文字相辞，经辗转传抄后，相图便越来越少以至于没有了。（30）牟微姣提出，敦煌写本手绘插图和敦煌印本木板插图，都属于敦煌插图艺术，不能用敦煌版画或敦煌白画研究来替代，而应把握其异同，将敦煌插图作为一个独立画种进行系统的研究。（31）
    此处仅对以上大作略作补说。神祇图应该出现得很早，兼有图像和文字的考古资料可以追溯到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战国中期帛书《十二月神图》。帛书现藏美国华盛顿赛克勒博物馆，四边绘有四时十二月神像和青、赤、白、黑四木，并附有文字说明。帛书中心部分写有两篇文字，分别为13行和8行，内容围绕“岁”与“四时”展开，边上文字载有十二月月名和行事宜忌，全篇内容围绕着“月”，从而构成一个整体。十二神与式的配神和演禽有关，四木代表四维和太一所行。帛书的设计从图画到书法都非常讲究，文字经复原，每一块都行款整齐，除最后一行，容字相同，图文相配也巧具心思，说明事先是周密考虑过的。（32）稍晚的有马王堆帛书《太一避兵图》，神物图像以青、赤、黄、白、黑绘成，下标神名题记。（33）
    中古以降的神瑞图和谶纬神学、志怪传统、地理博物之学的关系比较复杂，我们要讨论的仅是图文并茂的可以视作“图书”的瑞应图、精怪图的结构与功能。这方面的材料虽然很有限，但对于了解写本时代“图卷”是如何制作的、“图”与“赞”是何种关系，极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