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旧秩序的语境下费正清解读了鸦片战争，“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的一部分：西方的扩张势力与中国传统秩序迎头相撞。冲突是必然要到来的。鸦片造成了第一次冲突，尽管不是最后的一次。同样，西方的胜利也是必然的。”⑤费正清称近代中国“一个需要阐明的重大问题就是外来影响的程度和性质。十九世纪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显著增加，而且变得越来越有影响，越来越向社会各方面渗透，最后终于促使中国人的生活彻底改变”⑥。这是典型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史学分析框架。
    费正清将晚清中国定位在旧秩序之中，而在《剑桥中华民国史》的导论《中国历史上的沿海与内陆》中谈到“外来影响问题”，他称：“一种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文明突然发现，它在世界上已经处于次要地位，这是一个始终困扰着现代中国的问题。由于根深蒂固的中国方式的巨大惰性，人们难以接受外来的‘现代’方式。外与内的对抗问题当时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现在也仍旧是一个令历史学家头疼的、难以界说和分析的问题。”⑦费正清再次强调西方冲击的主导地位。在费正清看来，“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五花八门的外来模式与刺激物大行其道，它们进一步促成了专门化社会角色的现代分裂。”⑧费正清在导言中较为详细地讨论了作为外来力量的西方，加强了对西方中心论的论证，这当中包括西方中心论作为史学框架的一些弱点，但费正清从总体上是予以肯定的。从导言的注解可见费正清已经注意美国为首的西方学术界探讨中国历史已有中国中心论的声音，费正清的讨论显然是要回应这些异己的声音。这显示了费正清作为学界领袖看问题的深刻性。在西方中心论的解读框架导引下，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对中国历史中传统资源进行专题而又有逻辑的解读，在学界获得巨大声誉。
    费正清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及其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是“冲击--回应”史学分析框架的产物。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讨论“西方侵入”时称：“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西方的冲击，是使人难以支持的打击。然而，对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下一代的人来说，西方却成为仿效的榜样，以便更好地加强中国的实力来对付西方。最后，到了20世纪，西方已经成为鼓舞中国进行三次革命的思想来源。这三次革命是：共和革命、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西方的这个‘冲击’，不管是打击、榜样，还是思想鼓舞，显然是性质不同而且有变化的。”⑨在费正清看来，“中国对自己特性的看法可以保持无损，但它的自信心理却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按照这种颇为笼统的、广泛的意义来说，当时肯定存在着西方的冲击。同样，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也是一件大事，其中搀杂着许多复杂而互相影响的过程。”⑩
    作为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及政治评论家的费正清，“提倡历史研究必须或者应该与同时期的国家需要相吻合”（11），他显然立足于美国国家利益，为美国政治服务。费正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华的政治身份就显示了这一点。在华期间，费正清曾接受了任职清华大学的外交史专家蒋廷黻的指导，1933年，费正清写信给他的父母称：“我的想法是通过报告公众的意见，以使公众的意见能更有效地处理各种事变，从而对事件的发展施加影响。这种思想由蒋廷黻最先倡导。”（12）而从费正清的著述及其书信往来中也可见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中史学框架的侧影。而在蒋廷黻、韦伯斯特、马士等影响下，费正清能写出外交史上的经典之作《美国与中国》，也绝非偶然。费正清对中美关系史的关注，与有留学美国背景的蒋廷黻任教南开乃至清华时着力研究《筹办夷务始末》并着手外交史探索，颇有联系。
    费正清所谓近代西方冲击及中国回应，实际上就是殖民者的挑战与被殖民者的回应过程，“西方冲击论”的根基是“西方中心论”。以列强为中心的外交是强权外交，近代所谓弱国无外交不难理解。作为哈佛史学的代表费正清早年显然有意地回避这些。“西方冲击论”背后显然有费正清等代表的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意识形态或曰西方政治伦理的评判标准。而费正清其美国官方的政治身份是不言而喻的。太平洋战争期间，费正清曾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大使的特别助理”，实际上是新闻官，一度担任美国新闻处驻华总办事处主任。费正清是美国官方型的学者，其研究成果影响甚至左右了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相对中国学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费正清等代表的西方学者其探索中国史显然有他者目光，背后蕴含有浓厚的美国政治伦理观念。
    而凭借东亚历史研究的丰硕业绩，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费正清侧重中美关系的研究，而其学生列文森侧重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探讨，提出了“传统--现代”的分析模式，实际上呼应了费正清，是“西方冲击论”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反映的一个侧影。列文森的“传统--现代”的分析模式强调从中国内在的理路及外来影响的语境出发，考察国家意识及社会观念，涉及思想史探索中历史记忆等问题。在列文森看来，若没有西方工业主义的催化作用，这个看上去平稳的、传统的中国社会，凭借自身的力量是无法迈入一个具有科学取向的社会。为此，列文森就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状况作专题论述。在他看来，“西方的冲击使中国各派思想实现了联合，当西方成为一个须认真对付的对手时，中国各派思想则紧密地团结了起来。”（13）列文森探讨问题的路径对中国历史研究颇有影响。中国大陆学者常从“传统--现代”出发，从总体上把握国家的主流思想意识及其历史底蕴，探讨思想家及政治流派的社会生活细节，并在政治社会化的历程中揭示社会生活的细节、彰现历史传统的力量。这有利于读者理解重大政治变革背后具体而微的社会生活场景，同时注意其时的社会语境及文化氛围，关注背后呈现的时代性及其特质。问题是分析历史场景呈现的“传统--现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些历史场景重建较为困难，如果对思想家的生活场景都缺乏了解，后人又如何仅仅从其流传下来的文字解读或生产那么多的社会意义或值得借鉴的历史意义？“传统--现代”分析框架，对观念史背后国家意识或社会语境探讨有启迪意义，但该模式过于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或对立，有其缺陷。这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学者的不满。
    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反省西方中心论成为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国学的亮点，特别是1966年费正清及史华兹的学生柯文在《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研究西方在华的基督教运动提出了既存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一面，也有“中国冲击--西方回应”的一面。1973年柯文在《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一书虽然没有完全突破“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模式，但已经提出要从中国内部寻找与发现改革的动力。1984年他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写作二章，即“‘中国对西方之回映’症结何在？”、“超越‘传统与近代’”。可见柯文回应重点。柯文在中文版前言中称：“我写此书之初，心目中的读者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专家。其目的一则是想总结美国史家论述中国近几百年历史的主要发展阶段。再则也想对这一发展提出带有批判性与解释性的估量，以便在同行中引起讨论，藉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的一般水平。”（14）在柯文看来，“倘想正确理解19世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必须不仅把此段历史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应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