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强调研究中国历史应注意立足于中国本土，多被理解为“中国中心观”，旨在强调考察近代中国要有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及其内在理路。1992年元月柯文为《王韬与晚清革命》中文版作序言，称若重写，可能会作哪些修正，“我要说，此书最大的阙如在于它有这么一种倾向--把西方影响中国之制度和文人世界观的程度作为衡量晚清改革的决定性尺度，而且这种倾向贯穿了全书，并非仅见于最后一章。换句话说，我把改革过分地雷同于西方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16）虽主张“在中国发现历史”，但柯文等西方学者解读中国历史仍属他者目光。在柯文等影响下，六十年代末，费正清在再版的《美国与中国》和《中国新史》修正了自己的一些史学观点，认为中国主要依靠自身发展走出历史困境，西方只是重要但有限度地影响。作为解读中国的史学理论框架的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无外乎是前者侧重考察中国的外部因素，后者侧重内因而已。柯文与费正清关于中国学不同的解读，其背后有在中国发现历史与西方中心论的对峙，费正清晚年基本上归依职业化历史学家的学者身份，其著作《中国新史》也表明他逐步放弃“冲击--回应”模式，注重从中国本身去探讨中国问题，修正了自己以往的史学理论框架。
    由西方中心论转向中国中心论，始于美国学界对越南战争的反省，后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骄人业绩及民族复兴的大国形象迅速崛起密不可分。而一些美籍华人身份的学者也强调探讨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20世纪50年代曾在哈佛研究院进修过费正清的《中国近代史》课程的余英时在《史学、史家与时代》一书序言中称：“我自始即不能接受‘西方中心论’这一武断的预设。在广泛阅读西方文化史、思想史之后，我越来越不能相信西方是‘典型’，必须成为中国史各阶段分期的绝对准则……在中国史研究中，参照其他异质文明（如西方）的历史经验，这是极其健康的开放态度，可以避免掉进自我封闭的陷阱。所以我强调比较观点的重要性。”（17）余英时称：“我们必须记得：费正清的取径自始便是中国的国际关系，他是从外部逐渐进入中国史的内层的，后来他采取挑战与反应的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可以说是这一取径的自然发展。”（18）而费正清的国际关系多从美国的立场来看问题。相比之下，余英时强调从史学比较的层面来探讨中国史学研究。在余英时看来，“费氏虽曾援引‘挑战与回应’之说，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但这只是一个粗枝大叶的观念，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理论。”（19）余英时等要从中国内在的理路出发，探讨中国史学研究。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中强调要解答为什么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考证学的问题。在余氏看来，宋明理学和清代考证学同在儒学的整体传统之内是没有人否认的。中国学术史上这一重大转变另有内在的因素，绝不是仅仅从外援方面所能解释得到的（20）。2003年余英时在三联书店出版的《余英时作品系列》六种的总序中称《论戴震与章学诚》自1976年刊行以来，在明、清思想史的专门领域内曾引起了不少讨论，“它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研究法尤为聚讼的所在”（21）。余英时后来解释称：“我说明‘内在理路’是相应于此书的特殊性质而采用的方法；我并不认为这是研究学术思想史的惟一途径。不过我深信，研究学术思想史而完全撇开‘内在理路’，终将如造宝塔而缺少塔顶，未能竟其全功。”（22）可见，“内在理路”强调学术史研究的场域。他称：“我不能完全接受‘挑战’与‘回应’的假定，因为这个假定最多只能适用于外交、军事的领域，不能充分解释社会、思想方面的变动。”（23）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中心论的推波助澜。
    近年来，中国中心论在西方越来越受重视，特别是涉及中国文化传统或特色的分析。在学术史研究上倡导“内在理路”的余英时曾称：“我自早年进入史学研究领域之后，便有一个构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欧）文化系统对照下，怎样去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中国与欧洲各自沿着自己的历史道路前进，无论从大处或小处看，本来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只要以此为基本预设，然后根据原始史料所透显的内在脉络，去研究中国史上任何时代的任何问题，其结果必然是直接呈现出中国史在某一方面的特殊面貌，因而间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认识。”（24）中国特色的理解与把握要从中国内在理路去探究，这也在情理之中。探讨中国特色为旨趣的中国中心论显然涉及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文化传统的探讨，以及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历史变迁。时下西方学者倡导的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显然侧重探讨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秉承“中国中心观”的基本思路，这对中国近代的解读有史学框架上的价值。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虽为舶来品，但于中国近代史学探索相当适用。中国是世界上寥寥无几的文明轴心国之一，有五千多年的农耕文明史，宗法制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就近代城、乡地位而言，占主角的是乡村而非城镇。就村落而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尤其是中国人的奋斗哲学讲究“修、齐、治、平”，“齐家”与“治国”联在一体，而“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国”的缩影。通过村落中“家”、“家族”的研究去解析、透视国家、社会历史的变迁，是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者常用的手法。近代乡土中国变迁速度的骤缓，往往与其社会结构、功能的变化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特别是民国初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着重组，有学人称可以将“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定义为一种动态共生关系，即国家和社会都努力在与对方的相互关系中界定自己，伴随着各自的相互重叠和不断变化的边界。”（25）可见，运用国家--社会的史学分析框架解读清末民初社会转型，一定弄清国家、社会各自的边界在何处。近代史学研究中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往往涉及所谓革命史研究范式，但并不意味着只看政治制度及其观念的变革的本身，而看不到革命观念背后的社会生活场景。在中国部分学者看来，国家侧重政治史的分析，社会偏向社会史的探讨。“社会是国家产生的温床，反之国家又是控制社会的机器。国家与社会的性质，决定了研究晚清国家与社会互动，必然既是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政治史研究的对象。”（26）由此而言，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实际上就是探讨政治社会化及社会对政治的反映。这些看法多受中国中心论的影响。
    西方中心论是他者目光，中国中心论无疑是立足中国本土的审视，从他者到中国本土意义上的自我，显然属于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的基本路径，显示了方法论或视角的转换，并不具有世界观的道德评价意义。而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转变，往往显示了研究者对历史解读方式的不同，1950年费正清与邓嗣禹合著《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通论》，1954年出版。该书基本上是费正清提供史学分析框架，而邓嗣禹则承担了大量的翻译任务。该书大体上沿用西方刺激--中国反应的基本模式，论述了思想方面中国对西方到来的反应，并评估了“面对近代西方的侵略扩张，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试图了解一种外来的文明并采取一种行动去维护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他们的政治、社会制度的方法。”（27）“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作者指出，“旧的秩序遭到了一系列复杂进程的挑战、攻击或颠覆……这些进程是作为这种渗透的结果，由一个外来的、更强大的社会在中国内部发动起来的。”（28）随着后来西方中心论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得到较全面的清算，费正清等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7年后，《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再版，费正清和邓嗣禹试图通过论证“西方的冲击只是中国舞台上的许多因素之一”，而且“一般只能艰难地从中国历史中去恢复其本来面目”来修饰他们的上述看法。这个修辞，表面上遭到几个评论家的反对，但并没有导致这本书内容的重新调整（29）。柯文后来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对此有所揭示并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