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中国历史评论初步形成繁荣与嬗变局面，主要表现为论史活动超越史学范畴，论史主体由史学家扩展到政治家、文学家、理学家等群体，逐渐演化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一时期的历史评论运用理学的范畴和概念，注重考察抽象因素，其理论色彩较之以往更为浓厚。论史以及关于历史评论本体的著作也不断涌现，一时蔚为大观，甚至形成了专门的历史评论体裁。
    “苏文熟，吃羊肉”
    评论历史是史学家最重要的技艺之一，但在宋代以前，这种技艺具有“小众性”特点，不仅体现在技艺的既精又专，还体现在论史的人数少、规模小，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上层参与程度较低等方面。到了两宋时期，这一状况有了明显改观。
    宋代历史评论的繁荣，表现在它不仅是史学现象，而且成为社会现象。论史主体开始显著变化，并迅速扩大，除了史学家论史以外，政治家、经学家、文学家、理学家等社会精英阶层也都热衷于论史。这一繁荣局面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北宋时期科举制度的三次变革：第一次是宋仁宗天圣年间，策论开始被纳入科举考试体系中；第二次是宋仁宗庆历年间，进士科重策论和诸科大义；第三次是宋神宗熙宁年间，这次变革罢诗赋、贴经、墨义，专考策论和大义。
    两宋时期的策论多以考察历史人事为主，尤为注重评论汉唐故事，以致宋高宗时的太常博士倪思颇为不满地说：“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因此，他建议“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这虽然说的是希望策问不能偏重于汉唐，但从侧面反映出策问所拟试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评论有关。科举制度的变革自然使得两宋时期历史评论性质的策论颇为盛行，例如，苏轼的论史文章在当时很受欢迎，以至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说法。
    宋代科举的这种变革，从制度上保证了历史评论的持续发展，使之在社会上层的影响不断深化。虽然以往也有政治家、经学家、文学家论史的现象，但与两宋时期相比，难以同日而语。如果说明朝时期的史学具有走向社会深层的特点，那么两宋时期则是史学在社会上层的全面扩大时期。这种扩大以论史的形式表现出来，论史不再是史学家特有的技艺，而是超出史学范围，成为普遍社会现象。
    理论色彩更为浓厚
    相较以往而言，两宋时期的历史评论具有更加浓厚的理论色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初步具有内向化的理论特征。这种内向化主要表现在：当史家探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时，越来越倾向于将其原因归结于自身内部的抽象因素，并将诱因发生的时间点不断向前推移，即注重因素的本体性与节点的前移性。宋人对唐朝乱亡之因的认识即是如此，先是单纯地强调臣属的因素，例如，宋初石介在《唐鉴》一文中认为，唐朝的乱亡是外臣与内臣相互作用的结果。北宋中期以后，范祖禹、孙甫等史论家进而强调君与臣的共同作用，尤其强调对君心的认识，其历史评论已经具有逐渐抽象化的特点。南宋时期，这种认识则由注重历史分析开始转向更为抽象的理论因素的考察，例如，胡寅、朱熹等人认为，唐朝的乱亡是由于伦理纲常等抽象性的根本因素遭到破坏，而不是简单的人事或制度层面的原因。这种变化反映了宋人对唐朝乱亡之因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初步尝试理论化的转变过程，这在以往的历史评论中是不多见的。
    第二，“理”与“道”等理学概念和范畴被广泛运用于历史评论之中。两宋学者尤其是理学家在参与论史活动以后，开始尝试运用理学的理论内核和方法论来评论历史，例如，程颢、程颐、朱熹等人不断尝试将理学中的“天理—义理观”转化为评价历史人事的重要标准；杨万里则把“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深入运用于探讨致治之本中去；吕祖谦、韩元吉等人则热衷于将理学体系中的“定性”说、“客气”说、“本心”论等概念与范畴直接运用于历史评论中。这种理论上的深化，既为两宋时期历史评论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法论，也对历史评论的方法、标准、原则等作出了新的界定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