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是中国人在冷兵器时代发明的一项卓有成效的军事防御工程。其修建肇始于公元前7世纪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分散建筑，历秦、汉、金、明不断大规模修筑、增补，直至公元17世纪清王朝改大规模修筑为零散修补，前后历时两千多年。长城历史悠久、建筑宏伟、内涵丰富，关于长城的研究有着广阔的领域，不仅涉及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工程技术、文化艺术和中西交通等方面，而且涉及长城所在广大区域的地质、水文变化和生态等问题。①因此，长城研究已渐为涉及领域广泛、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主要是一些历史学者（含历史地理学者）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对长城进行研究。其关注点主要是长城的历史沿革和大致的地理分布。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文物考古部门、科研单位等陆续对长城遗址进行考察，对长城的建置、沿革、战史、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大大推进了长城研究的进行。随着研究的深入，“长城地带”这一概念逐渐被学术界广泛应用，作为对长城分布地区的固定称谓。然而，迄今为止，对于这一名词所指的确切内涵及其所概括的确切区域，却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定义。
    本文试图从“长城地带”这一名词的应用过程出发，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这一区域的历史的、地理的认识。厘清学术界对于这一区域研究的学术脉络。粗鄙挂漏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长城地带”概念的形成过程
    “长城地带”，从其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上的探险考察区域称法的提出，到作为学术研究区域概念的界定（尤其是区域范围的界定），再到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固定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明显的阶段性过程。
    1.20世纪初西方学者对长城及其周边区域的探险考察活动与“长城地带”称法的较早提出
    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30年代，英、德、日等国家掀起了考察中国西北新疆、内蒙古、甘肃地区的探险考察活动，这些活动虽然带有刺探我国资源情报、掠夺文物资源的性质，但也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些考察一定程度上涉及长城及长城地区的考察和研究，长城地带是作为地理概念上的一个探险考察区域而被使用的。
    英国人斯坦因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3次到中国西北考察，对于长城有精彩的论述。在其1932年所著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他用了两章多的篇幅论述了汉武帝所筑长城及其周边区域。②
    1927年，斯文·赫定组织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其考察路线从北京经过包头、百灵庙至额尔济纳河流域，最后回到北京。中方团员黄文弼在对额济纳河流域进行考察时，发现了秦汉古长城遗址和居延汉简，这些发现及对其整理而形成的研究成果，成为深入研究长城区域社会经济的宝贵资料。
    1930年，日本考古学家江上波夫与水野清一作为伪满考古机构“东亚考古学会”的留学生，考察了长城地带和锡林郭勒盟各旗。1935年二人合撰了《内蒙古·长城地带》一书，至今仍是有关中国北方考古学文化的重要论著。③该书是目前所见最早具体提出和使用“长城地带”这一称法的论著，主要是用来指称地理范畴上内蒙古地区沿长城地带的区域。
    另一个对长城地带做深入考察和研究的是美国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拉氏在1930年代初，对中国整个长城边疆地带进行旅行和学习。1939年写成《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以长城及其周边的区域作为对象，从边疆史角度探讨中国历史及其地缘政治问题。提出了“长城边疆地带”的概念，认为长城不是一个绝对的边界的“线”，而是一种“被历史的起伏推广而成的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④他认为长城边疆地带的形成是自然、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长城一带既是中国辽阔边疆的缩影，也是反映中国历史的视窗。”⑤拉氏是第一个明确将长城作为一个“地带”去考察其周边区域的人地关系、社会景观、历史功能等的学者，明确了长城地带不仅是地理上的一个“线”或者“带”的概念，更是沿长城一线而形成的一个具有特定历史、人文、自然等综合内涵的区域地带的概念。拉氏的这一提法促进了日后“长城地带”概念的形成，并推动了其学术意义和研究内涵的丰富和扩展，学术意义不容低估。
    2.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学者对长城地带的考古研究及苏秉琦对“长城地带”考古学区系概念的初次界定
    1971年，姚大中在台湾出版《古代北西中国》⑥，从边疆史和民族史的角度去考察古代长城，分析指出，长城从初建时的国界线到汉代的攻势长城及其后世的防御长城，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其性质不断变化。从中探讨分布在古代长城区域中的游牧民族的历史，进而以此来考察分析古代“中国”的历史。其视角和视野都相当有创建性。
    1979年，逯耀东分析了鲜卑族进入中原后的汉化过程，指出在长城与游牧民族之间存在着一个半农半牧的中间过渡地带，这一地带曾是“汉武帝为阻止草原民族的入侵所建立的防卫性的屯垦区。这些地区在汉朝崩溃后孤立地发展，成为草原与农业文化接触的过渡地带。”认为游牧民族南下越过长城后，其“汉化程度的深浅与缓速，恰和他们居住在这个地带时间的久暂成反比”。⑦
    大陆学者最早、最全面对“长城地带”进行论述、划分的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经过多年考古发掘和思考，他在1975年8月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学生讲课和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考古规划会议上，提出了思考多年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学说。⑧1981年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以书面形式阐述了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将全国划分为六大区系，其中之一即为“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⑨正式把“长城地带”作为北方地区的核心提了出来。同时，苏先生对其范围进行了大致的划分，指出：“这一地区从东向西主要包括以昭盟为中心的地区；河套地区；以陇东为中心的甘青宁地区三个部分。”对长城地带作了一个比较明确完整的区域划分。苏先生提出这一区系理论，得到了考古学界的广泛认同。在苏先生的带领之下，更明确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这一专门课题，其后，从1982-1986年召开了一系列有关北方地区考古的学术会议，长城地带作为北方区系的核心地带在考古学界得到普遍的认同。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