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改革开放后长城地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与多学科“长城地带”概念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研究的视野得到了大大的开阔，综合考察研究长城，成为推动长城研究的关键问题。随着领域的开阔和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对长城的关注，需要更加深入了解长城概念所包含的内涵，加深长城周边区域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变迁的研究。长城周边区域研究的深入，对于这一区域的具体范围和名称定义，成为各个学科的研究者需要讨论的问题。与“长城地带”相类似的概念也相应出现。随着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这一区域进行定义、区域划分，长城地带所包含的语境意义不断扩大。
    20世纪90年代初，李凤山结合多年的民族学研究的成果，从民族的角度提出了“长城带”的概念。他指出“两千年间，活动在以万里长城为中介的广阔地域范围之内的民族，与长城、与长城区域内的各个人类群体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认为“这样的历史的动态关系，仅一线物化了的长城，是不能代替和反映的”（11），因此，提出了“长城带”这样一个概念。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长城带”民族融合、经济文化交流等角度论述，深化长城带的区域研究。（12）同时划定其范围为“以万里长城为中介，范围大致包括今天辽宁、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以及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和青海、新疆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在中国北方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万里长城南北各数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东西数千公里的广阔地带。”（13）它从民族融合角度定义了“长城带”，在长城区域民族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1995年冯嘉萍等《万里长城的地理界限意义》一文，从地理学的角度考察长城地带，全面阐释了长城的“地带”意义，认为“自然地理环境是长城形成的基础，然而‘人’--不同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对地理环境有很强的选择。长城地带正是历代各政治集团的统治者，为了地域的扩张或防御，选择并逐步形成的‘力’的平衡带”。（14）同时，从自然、政治、文化、经济地理的角度，充分分析了长城的“地带”性特征，对长城地带的地理特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释和说明。反映了长城地带这一名称含义的不断深化以及广泛化。
    由于长城及其分布地区处于生态敏感带。近年来，长城地带的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成为长城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孔繁德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长城在修筑、使用过程中对区域环境的影响，借此分析现代长城地带生态环境问题和解决对策。（15）邓辉、韩昭庆等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出发，以长城作为标尺，考察长城地带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问题。（16）这些研究拓宽了长城地带研究的领域。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也深化了长城学的研究。
    4.“长城地带”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扩展和深化的过程
    通过梳理长城地带研究的过程，不难看出，“长城地带”这一概念在学术界和学科研究中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扩展和深化的过程。
    最初，“长城地带”是作为地理意义上一个区域指称而出现的，由20世纪30年代西方来华探险考察活动催生，其第一次被明确使用则是源于考古学，是由日本考古学家江上波夫与水野清一在《内蒙古·长城地带》一书中提出的，用以指称地理范畴上沿长城地带的区域。
    概念的第一次深化是由美国的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提出的，他是第一个明确将长城作为一个“地带”去考察其周边区域的人地关系、社会景观、历史功能的学者，明确了长城地带不仅是地理上的一个“线”或者“带”的概念，更是沿长城一线而形成的一个具有特定历史、人文、自然等综合内涵的区域地带的概念。
    接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考古学者越来越深入地对长城地带进行研究，“长城地带”这一概念作为一个考古学名词开始被规范化应用。苏秉琦先生最早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将其作为考古学区系类型中的北方地区核心提出来，对其范围进行了大致的划分。在一系列的有关北方地区考古的学术会议上，长城地带作为北方区系的核心地带在考古学界得到普遍的认同，并开始作为考古学名词被固定下来。
    改革开放后，随着长城研究的不断发展，历史地理学、边疆史、民族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各个学科将目光集中在长城研究方面。对于这一地区的称谓也不断出现，如“长城地带”、“长城带”、“长城分布地区”、“长城沿线”等一系列称呼相继提出。而被考古学界规范应用的“长城地带”受到了各个学科的认同，成为指称长城区域的规范化名称。许多学者亦从本学科的角度对这一地带所涵盖的范围进行划分，长城地带的定义逐渐明晰化。同时，考古、民族、地理、历史、边疆研究等学科也在努力构建着长城地带的“区域史”。
    二、“长城地带”概念表述的合理性及其源于考古学的缘由
    “长城地带”概念之所以形成，并在后来被固定为用以指称长城沿线地带这一特定区域的学术术语，是有其合理性的。
    1.长城的带状分布特征符合“长城地带”的表述方式
    长城是冷兵器时代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其修筑主要为了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自春秋战国以后，秦、汉、金、明等20几个王朝都修建了长城，这些长城分布具体位置不完全相同，但各朝代长城的走向却具有一致性，都沿着北方地区自东向西呈带状延绵分布。“由西向东，自甘肃玉门关外，沿着河西走廊北侧，东行经沙漠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处，再循内蒙古高原和冀北山地交错带，蜿蜒在燕山和太行山山岭的背脊上，随山势而转，直抵大海边缘。”（17）是一条重要的人文界线。
    这些长城大都分布在自然地形地势的过渡地带上。长城带北部分布着辽阔的蒙古高原，南边则是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及河西走廊，是地理地貌上的带状过渡区。
    除此之外，这些长城还分布在气候的过渡带及其影响下的农牧界限的过渡带上。除东西两端分别位于半湿润和干旱地区外，长城地带大部分地段位于我国由半湿润向干旱气候区过渡的半干旱气候区，由于水分、气候因素的影响，这一地区恰好处于我国的农牧交错地带。农牧界限空间在这一地区频繁搬动，长城成为这一地带的重要分界线。
    由于这些长城的带状过渡区域性质，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向来沿着长城一线不断彼此争夺，使之成为历代各政治集团为了地域扩张或防御，选择并逐步形成的“力”的平衡带。
    因此，“长城地带”的表述在学术研究上来讲，是具有其合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