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撰写符合时代需求的经学史新著呢？吴承仕以南朝末年陆德明所撰的《经典释文序录》作为灌注新义的最佳选本。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为《周易》以下12种儒家经典及《老子》、《庄子》共14部经典注释音义。全书采集广博，音义兼解，为后世治经者所宗。其卷一《序录》记录了唐以前经学发展沿革的基本线索，记录了除《孟子》之外的12部经书的产生、授受源流及相关的经师、典籍，不啻一部简明的唐前经学史。
    《疏证》以陆氏《经典释文序录》为基础，采用古文经学家治经的方法。在书中详征博引，阐述了群经兴衰及经学史变迁，考证了主要人物和典籍，论断精辟。《疏证》的撰述有以下特点：其一，详加校勘，吸收了《经典释文》通志堂本、宋本的优点及卢文弨等清人的一些校勘成果。这些成果在《疏证》行文中时有提及。其二，以章句之法，将《序录》原文按文意分段疏解，疏解首句常点明原文段意。吴氏在《序录·条例》的题解中曰，“此文自述著述体例……相其文势，自分章段。今本皆随行直下，总为一篇”。“兹就其文义，析为数章，略加笺记”（14）。于是将《序录·条例》分为数段，第一段的疏证文首句曰“此明本书与旧作不同”；第二段的疏证文首句曰“此明五经大义世有常宗，不须具说”；以下皆类此。综观全书，这种章句之例则常用在注解长段正文的疏证之中。其三，用考史源之法。陆氏《序录》多本《汉书·艺文志》、前四史传记及旧家诸说。《疏证》追踪史源，或明《序录》言之有据，或加以补充辨证，以明是非曲直。如《序录·注解传述人》“周易”首段之后，《疏证》曰：“自‘伏羲氏’至‘画八卦’，约《下系》‘九事’章文，《艺文志》‘易类’亦引之。”（15）指出《序录》此段叙述，裁自《周易·系辞下》的内容，与《汉书·艺文志》易类小序所述相似，以明其来有自。其四，疏解考证之法，此为全书主要形式。《序录》以“注解传述人”为阐释14部经典产生、授受源流的主体。每部经典为一单元，前为序论，叙述各经渊源、产生、授受、流变，其中兼述历代经师行迹及典籍流传；后为目录，记传注各部经典的作者、书名、卷数。吴氏《疏证》针对不同内容采用不同方法。对于序论，则以疏通源流，考证史实为主；对于目录，则以考证作者行状、典籍真伪、注解书名异同、卷帙分合为主。其五，论断。徐复观认为经学史著作“有传承而无思想，等于有形骸而无血肉”（16）；“只言人的传承，而不言传承者对经学把握的意义”，则“经学成为缺乏生命的化石”（17）。《疏证》则既言传承，又有论断，从而突破了以往古文经学家治经学史的局限。书中有许多论断，如《尚书》学史中论清人丁晏《尚书余论》辨伪孔传形成的意义（18）；《诗经》学史论小毛公在毛诗传授中的作用（19）；《论语》学史中论后出皇侃《论语义疏》本的校勘价值（20），等等。或纠前人之误，或申自得之见，从而凸显了《疏证》的学术品位。
    这里还要提出的是，《疏证》出版之后，吴氏在讲授过程仍不断对此书作大量的批注，加以补充，反映出他严谨的治学精神。《疏证》以其详博的材料，深入的论述和独具特色的编撰方式，为人所称道。其值得讨论的学术价值，归结为荦荦大端者有二，一是对经学史的梳理，二是对经学史的考订。
    三、《疏证》对经学史的梳理
    章学诚在谈到校雠群书、条理学术时认为：“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21）吴承仕的《疏证》在经学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之一，则表现在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旨，梳理了古代经学史的先后次第及渊源流变。
    （一）对诸经次第的条理辨析
    诸经次第的排列，或反映诸经产生的先后，或反映人们接受的次序，从中亦可看出各经在经学史上所处的地位。所以陆德明在《序录》中专设《次第》一章给予阐述，认为五经六籍“不相沿袭，岂无后先？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吴氏《疏证》在《序录·次第》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衍为三个层面：一是六经次序；二是十三经中相关经典的次第，如三礼、《春秋》三传；三是单经中不同注家的先后，如《诗经》鲁、齐、韩三家。这是《疏证》辨析诸经次第意义的新发展。
    其一，关于六经次第。六经次第，汉前与汉后排列明显不同。《序录·次第》曰：“如《礼记·经解》之说，以《诗》为首；《七略》、《艺文志》所记，用《易》居前……今欲以著述早晚，经义总别，以成次第，出之如左。”陆氏述六经次第比较简略。但他提出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以著述早晚排六经次序。《疏证》进一步注解了《序录》的观点，指出“《经解》以《诗》、《书》、《乐》、《易》、《礼》、《春秋》为次”；《七略》、《汉书·艺文志》“首《易》，次《书》，次《诗》，次《礼》、《乐》、《春秋》”，基本上沿袭了《序录》的看法。其略有发挥者，引郑玄《三礼目录》之说，指出《礼记·经解》中“六经次第，则随意为之，不关本篇弘指”，认为《序录》的六经排序与《七略》、《汉书·艺文志》相同，“或刘、班亦以著述早晚为次，亦未可知”（22）。平心而论，在六经次第的问题上，《疏证》因当时经学研究的沉闷空气所限，因循为多，发明甚少。时至今日，有关六经次第的认识可以逐渐明晰了。汉前关于六经次序，不仅《礼记·经解》如此说，《庄子·天运》也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23）《诗》、《书》、《礼》、《乐》列在前，因其较早成为西周官学。《礼记·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其排列顺序大概因贵族子弟的接受程度而先易后难有关。《易》因占筮问天之具，为王室所秘，不列于学官；《春秋》乃孔子所修。故《易》与《春秋》为儒生所研习，应在孔子之后了。至于汉代对六经的排列，当与汉代《易》学的地位逐步提升有关。到刘向、刘歆父子时，《汉书·楚元王传》曰：“歆及向始皆治《易》。”（24）姜广辉等人从刘向著述及《汉书·律历志》收录的刘歆《钟律书》、《三统历》、《三统历谱》之中，分析了向歆父子重《易》的思想，指出因此《七略》、《汉书·艺文志》要以《易》为首（25）。《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大序在分析其他五经的意义之后，说：“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26）可见，二刘、班固以重视程度列《周易》为首的六经次第，其次第先后只是偶与著述早晚相合而已。
    其二，关于三礼、《春秋》三传次序。此处《疏证》有较多发明。《序录·次第》曰：“三礼次第，《周礼》为本，《仪礼》为末，先后可见。”即以三礼次序为：《周礼》、《仪礼》、《礼记》。《疏证》首先分析陆氏之说源于郑玄注《礼记·礼器》“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一句。郑注以“经礼”为“《周礼》”，“曲礼”为“事礼”，即《仪礼》。孔颖达《礼记正义》又秉承郑、陆之意曰：“《周礼》为本，圣人体之；《仪礼》为末，贤人履之。”接着《疏证》证以反例，指出西晋臣瓒注《汉书·艺文志》曰“礼经三百，谓冠、婚、吉、凶”，乃以《仪礼》为礼经。朱熹作《仪礼经传通释》更倡其义，“自尔更无崇信郑义者矣”。最后论断曰：“自周讫汉，盖以十七篇为《礼》之正经；《周礼》本名《周官》，二戴自为传记，并非正经之比。”（27）由此定三礼次序为《仪礼》、《周礼》、《礼记》，实为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