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疏证》对经学史的考辨
    章太炎曾与人评论两个得意弟子黄侃、吴承仕的治学风格，他说：“检斋文不如季刚，而为学笃实过之。”（40）《疏证》对于唐前经学史上相关史实的缜密考证，纠正了包括陆氏《序录》在内的许多著述的谬误，为经学史研究提供了正确的依据，也反映出吴承仕扎实、精审的治学功夫。
    （一）考《经典释文序录》史源
    根寻史源是治史的优良传统。陈垣曾发明史源学，他认为：“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自出。”对于历史记载，“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亦无由知其致误之源。”（41）吴氏《疏证》对《序录》的疏解，即特别注意《序录》叙述的依据和根源，常以“此约”何处文、“此据”何处文的方式，说明《序录》所本。这样做，一是为了根据《序录》的史源，充分展开史料，以便疏解《序录》文意；二是为了找出《序录》的原始根依，以便稽考史实，辨明正误。比如，《序录·注解传述人》“尚书”部分，陆氏述汉兴以来今文《尚书》授受源流，曰“伏生失其本经”。《疏证》考其史源，乃出自伪孔《尚书序》“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云云。《疏证》论证此乃作伪者妄自称大，诋毁今文《尚书》，“失其本经”言过其实，因据《汉书》所载，只是有所残缺。进而指出陆氏受伪孔序之惑，采信“失其本经”之说，有失偏颇（42）。
    又如《序录·注解传述人》的“三礼”部分，叙说礼之义用。《序录》曰：“礼教之设，其源远哉！”《疏证》考其史源，以为若依《礼记·礼运》之说，“礼必本于太一”，则礼生于天地未分之前，未免过于玄远而不实。不如依《荀子·礼论》关于先王为养民治民而制礼之说，方为“掸本之论，贤于《礼运》远矣”（43）。通过史源的疏解，更为合理地阐明了礼教的起源。
    （二）考典籍状况
    首先是考订《序录》文字。《经典释文》流传至清，已有多家校正，其中尤以卢文昭《经典释文》考证为胜。《疏证》已吸收了卢氏《序录考证》的成果。然又有新的补充、考异。如《序录·注解传述人》中谈到《易》传“十翼”，陆氏自注“解见余所撰□□”，注文有阙。卢文弨曰：“《隋志》：《周易大义》二卷，陆德明撰。当即指此书。”但是《疏证》认为《旧唐书·陆德明传》称陆氏“撰《易疏》二十卷”，究竟阙文所指何书还不能断定（44）。
    此后，《序录》又述施雠传《易》源流，曰：“后汉刘昆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其子轶。”《疏证》引《后汉书·刘昆传》“子轶传昆业，门徒亦盛”，认为：“《序录》‘其子轶’上疑夺‘传’、‘授’等字。”（45）
    《序录·注解传述人》著录《易》类典籍，在“宋衷《注》九卷”下注：“字仲子，南阳章陵人，后汉荆州五等从事。”《疏证》查《隋书·经籍志》，“五等”作“五业”。然孰正孰误，前儒卢文弨等不能定是非。《疏证》以理校之，以《三国志》注引《魏略》“乐详少好学，五业并受”为证，认为五业乃五经之业，“等”应是“业”字形近之讹（46）。
    其次，《疏证》注意考典籍卷帙。如《序录》、《隋志》、《旧唐书·经籍志》皆记载孟喜有《易章句》十卷，而《汉书·艺文志》记孟氏《章句》仅有二篇，何以后代卷帙反盈于前代。《疏证》认为“疑后世述《孟易》者缀缉为之，非《汉志》之旧”（47）。
    复次，考典籍之伪托。《疏证》考古文《尚书》之伪是本书辨伪之大宗。从古文《尚书》兴起，到传承人物，具体篇章，层层考辨，篇幅较多。仅以考证古文《尚书》兴起而言，《序录》述此，多依《汉书·艺文志》，然又有附会和演绎。《疏证》从几个方面进行考证：一是辨析鲁恭王坏旧壁得书的时间。《汉志》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疏证》认为“恭王卒于元光四年，不得至武帝末”，《汉志》说乃传闻之误。二是辨古文《尚书》的卷帙，指出后来伪造的古文《尚书》乃弥合篇卷数，以合《汉志》的记载，以假乱真。三是辨《序录》所言“安国又受诏为古文《尚书》传”，注引《汉书·艺文志》云“安国献《尚书》传”；指出此乃陆氏附会之说。《汉书》只言安国献书，并无孔安国作传的记载（48）。
    除上述之外，《疏证》还有多处辨伪。如指出北宋《崇文总目》记载《子夏易传》十卷，已非《序录》著录的《子夏易传》三卷，乃唐末张弧伪作；今世流传的《子夏易传》又与张弧的伪书不同，已是伪上加伪了（49）。在辨析《诗经》学典籍时，则指出明朝嘉靖间丰坊伪造的《子贡诗传》一卷、《申公诗说》一卷（50）。
    （三）考经学人物
    首先是考证经学典籍的作者。经籍的作者是经学史上的重要座标，只有真实地认识作者，才能准确地理解经籍的内容和思想。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51）但是由于记载的混乱和流传过程中有意无意的误植，经籍作者的混淆常给经学史研究带来障碍。《疏证》对此也有不少考证，比如《诗经》有大小序，历来认为乃子夏、毛公所作。然而因《后汉书·卫宏传》记载的模糊，使后人以为卫宏也是《诗序》的作者之一。卫宏，字敬仲，东汉人。《隋书·经籍志》就说：“《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又加润益。”《疏证》认为郑玄与卫宏相隔仅百年，而郑玄作《诗笺》、《诗谱》却从未提及卫宏作《诗序》之事。因此《诗序》与卫宏了无关涉。卫宏所作之序，乃自己《诗》学著述的自序（52）。又如《春秋谷梁传》作者之名，历来记载混乱。桓谭、蔡邕、应劭说“名赤”，《论衡》作“真”，《七录》说“名傲”，颜师古注“名喜”，杨士勋疏作“淑”，因此有人认为《谷梁传》乃前后数人相承而作。皮锡瑞就说：“一人岂有四名，抑如公羊之祖孙父子相传，非一人乎？”（53）吴氏在《疏证》中以小学之法证之，指出：“赤、俶、淑、寘、喜五文声转通作，故字异而人同。”（54）即五字因声转而相通，皆指谷梁子一人。
    其次，考经学人物的行迹。《疏证》开篇即以四证考陆德明撰著《经典释文》的时间。《经典释文》撰于何时，史无明载，陆德明只是在自序中提到其撰作的时间在“癸卯之岁”，而陆氏却是身历陈、隋、唐三朝的人物。历代学者根据新旧《唐书》本传及其他史料，推断出“癸卯之岁”的两个年代。李焘、桂馥等定为唐贞观十七年（643），钱大昕、丁杰等定为陈至德元年（583），孰是孰非，久未论断。《疏证》从陆德明在世的大致年限、在唐以前两为学官的经历、书中多引南朝人著述的情况、在唐初的学术地位等四方面，力证《经典释文》应著于陈末的至德元年（55）。至此，吴氏的裁断便成不刊之论。除此之外，《疏证》书中关于人物行迹的考证还有不少纠谬之功。如《序录·注解传述人》在序论《春秋》三传的最后，述三传之学兴衰过程。其曰：“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上《左氏》，乃立于学官。”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也秉承其辞。《疏证》指出，郑兴之子郑众卒于和帝之前的章帝建初八年，而郑兴卒年则更早。此外，和帝崩于元兴元年，历史上也无元兴十一年之号，故《序录》所言乃“错谬已甚”（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