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是第一个在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的日本学者，早在1914年-1915年就在日本京都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1914年至1925年内藤湖南曾经三次在京都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即根据授课内容整理而成，并于1949年由弘文堂出版。在内藤湖南庞大的著作群中，《中国史学史》被称做是“名著中的名著”，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具有开启之功。该书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轨迹、各个时期的重要史学成就等做了全面的分析，对于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史注，也给予了很多的讨论，如第七章“《史记》《汉书》以后史书的发展”中有“史注的发展”分目，第八章“六朝末唐代出现的史学变化”中有“史书的注及其变迁”分目，第九章“宋代史学的进展”的“《资治通鉴》”分目中有“《通鉴》的注释书”小目，在其他部分也多次谈及史注。遗憾的是，他对中国古代史注所做的论断在许多地方与实际不符。
    一、关于史注在目录著作中的地位
    内藤湖南认为，“史注的写作，在两汉六朝时期也兴盛了起来。这在《隋书·经籍志》中几乎完全未予注意”[1]124。《隋书·经籍志》中说：“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虽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棱，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可见《隋书·经籍志》并不是没有注意到史注，而是对史注家及其注释成就有着特别的关注和论述。史注历来被视做史书的附翼之作，因此将史注附在原作之后，如《史记》之后排列的是宋南中郎外兵参军裴驷注《史记》八十卷、宋中散大夫徐野民撰《史记音义》十二卷、梁轻车录事参军邹诞生撰《史记音》三卷等。因此，《隋书·经籍志》不仅注意到了史注，分析了史注的发展状况，而且给予史注著作很重要的位置。对于这一点，内藤湖南在该书的另一处承认，“在《隋书·经籍志》中，注都是附于本书的，不认为注应该单独归入另一个部类”[1]125。这种办法一直为传统文献目录学著作所采用，历代官私目录皆如此编次，《四库全书总目》也是这样处理的。
    二、关于刘知几的《史通·补注》
    内藤湖南引用《史通·补注》的资料来说明唐朝以前史注发展的状况：
    《史通》的《补注篇》中已经有所注意，到了后世宋人高似孙《史略》中才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史通》中也说，在史注类中当时大体可以分两个种类，其中一类是以非常华丽的辞藻描绘本文，仅仅对事物加以概括，并对末尾之处予以细致记述的方法。作为例子列举出的有今日尚可见到的《三辅决录》、《华阳国志》。但是这些虽说是注，可又是分纲目写作的，而不是那种对古书的注释。真正注的写法，就像徐广《史记音义》那类如同经书音义的著述，作为这类著作举出的例子可见于高似孙《史略》。此外还出现了第三类注的方法，《史通》没有注意此类注。裴松之《三国志》的注就属于这一类，还有刘昭《续汉书》注、刘孝标《世说》注也属于此类，主要目的在于汇集本文未载事例以广异闻，并补本书的缺文。这种注在六朝时期非常兴盛，郦道元《水经注》就是这类注中最大型者。……《史通》中还盛赞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能够在自己的著述中把本文与注释分别写出的做法，这与上述《华阳国志》多少还有些不同。《华阳国志》以本文华丽为目的的，而《洛阳伽蓝记》却是以本文简洁为目的的。总之，二者大体上还是一致的。[1]124-125
    内藤湖南的这段论述，有几点与《史通·补注》的本义有出入。
    首先，《史通》将史注分成三类即训解式史注、补阙式史注、史书自注，而不是内藤湖南所说的两类，其分类的内容和方法也不同于内藤湖南所言。刘知几不是没有注意到裴松之《三国志注》、刘昭《续汉书注》和刘孝标《世说新语注》，而是对这些史注有着专门的论述，称裴松之、刘昭、刘孝标的史书注释者为“好事之子”，《史通·补注》明确表示对这类史注的形式和作用的怀疑：“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刘知几认为补阙式史注“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张舜徽指出：“其实此书（指《世说新语》）得孝标为之注，足以羽翼后汉、魏、晋诸史。乃乙部之支流，佚籍之渊薮，知几斥之为劳而无功，失之远矣”[2]63。张舜徽这种批评说明刘知几对裴、刘史注的判断是不公正的，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刘知几注意到了此类注，且予以大肆挞伐。
    其次，内藤湖南认为，刘知几称赞杨炫之“能够在自己的著述中把本文与注释分别写出的做法”。而事实上，刘知几对以杨炫之《洛阳伽蓝记》为代表的史书自注持否定的态度，“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梏，列为子注。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刘知几不欣赏为史书做自注的办法，他认为自注“琐杂”、“鄙碎”，如同“鸡肋”，“若萧、羊之琐杂，王、宋之鄙碎，言殊拣金，事比鸡肋，异体同病，焉可胜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在刘知几看来，自注“不能成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对史书自注持鄙弃的态度，根本谈不上对杨炫之做法的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