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部族史到华夏史
    中国历史上所称的“华夏”，近世以来与“民族”一词联用，习称华夏民族，是个巨大的覆盖众多族群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在先秦学术史上，有关华夏民族起源和演进的种种历史观念，现在可以统称之为华夏史观；与此相对的是各部族以自身族类记忆的形式展开的历史观念，现在可以统称之为部族史观。部族史观多可追溯到传说时代的神话与史话，其中也包含了若干华夏史观的初始因素，并成为日后华夏史观整合与进化的思想基础。
    近世顾颉刚先生在创立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时，曾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即“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①。这里的后两个“打破”主要涉及历史认识问题，前两个“打破”则更多地需要实证。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有不少历史学者主要利用传说资料，致力于中国远上古地域性族系或集群的区分和研讨，便是这项实证工作的具体实践。其中最著名的说法，如蒙文通先生较早提出中国上古民族可以分为江汉、河洛、海岱三系，或简称炎族、黄族、泰族，其部落、姓氏、居处地域皆各不同，其经济文化亦各具特征②。傅斯年先生主要着眼于夏、商、周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史前期的历史变迁，将中国上古族群划分为东夷、西夏二系，可称是一种纲领性的概括③。杨宽先生亦主东、西二系之说④。此后徐旭生先生细致爬梳，又将中国上古部族总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并详论三大集团的融合与同化等问题，增加了不少新的考证⑤。这一时期，同异互见的相关研究成果还有很多⑥。此类论著，在初大抵缘起于对晚清以来一度甚嚣尘上的“中国文明西源说”(或称“中国民族西元论”)的强力反驳，并完全摒弃了其说背后所隐藏的外域文化中心论和中国古文化后进论的观念；同时受到古史辨学术的启发，意欲彻底解散传说的“三皇五帝”皆以祖孙亲统一系相传的古史架构，并对以往过分强调华夏文化以中原为中心向周边扩散的传统观点也提出了挑战；在研究方法上，则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了古文化区系类型学的原理，强调上古部族、地域、文化三位一体的分布格局。后来学者又屡出变通的归纳，如田昌五先生便主张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应包括古夷人各部、古羌人大部、古戎狄一部、古蛮人一部，另外还有巴蜀和一部分古越人等⑦。近年来古史学者多承古籍中曾经通用的称呼，区分史前华夏古部族为东夷、西夏、北狄、南蛮四大集群，在传说史料的整理和运用上较便于操作。
    传说古史茫昧，信据难求，现代考古学或可为此作出全新的贡献，但二者的关系从来都不似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还在20世纪60年代初，张光直先生在检讨商周神话时就曾谈到，当“疑古”的气氛极为浓厚的时候，“大家颇有把伪古史一笔勾销，寄真古史之希望于考古学上的趋势”，但“考古学的材料是哑巴材料，其中有成群的人的文化与社会，却没有英雄豪杰个人的传记”，于是考古学在华北开始几年之后，“史学家逐渐对考古资料感觉失望起来”，便又将古籍中的神话资料“拿来重新摆弄一番”，意图经过一番科学方法的整理，“建立一套新的先殷古史”⑧。这些话至今还是耐人寻味的，道出了疑古派与信古派的官司此伏彼起之时，传说古史转向科学研究的一种学术背景。不过这种转向，当然也并非是要否认考古学所蕴涵的史学意义，而毋宁是更多地由混沌的早期华夏史的中心性叙说，转向散漫而具体的部族史的研究。近几十年间中国史前考古与三代考古突飞猛进，事实上也为上古部族史的研究提供了数不清的实物资料。张光直先生因此又强调：“三代考古学所指明的古代中国文明发达史，不像过去所常相信的那样是‘孤岛式’的，即夏、商、周三代前仆后继地形成一长条的文明史，像孤岛一样被蛮夷所包围的一种模式。现代对考古所指的文明进展方式是‘平行并进式’的，即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华北、华中有许多国家形成，其发展不但是平行的，而且是互相冲击、互相刺激而彼此促长的。”⑨这就要求完整的中国上古史叙述，仍应以多元发展的部族史的研究为基础。
    职业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思考，根据中国境内已发现的星罗棋布的考古遗址，创立了完整而系统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用他的话来说，“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这是借用了生态学的名称和理论。依据这一学说，苏先生将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粗分为六大区系，包括：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⑩。这样的区系类型理论，实际在近世对传说古史的科学研究中已有所展现，苏先生的总结是个升华。考古区系的划分和类型的确定都是可以变通的，大的区系可以有6个，也可以有8个、10个甚至更多，各大区系又可以再分为若干小区及不同的地方类型。这些也都与上古部族史的研究相联结。相对来说，古史学上对上古族群系统的划分比较模糊，地域设置也是粗略而相对的，而相关研究可以根据传说史料的特点作动态的描述，注重部族的流动和融合，这是考古学往往难以具备的优势；考古学上的区系划分比较整齐，类型研究可以按图索骥，各求其遗迹之本证，然多从静态的分析入手，要使之转化为动态的历史，也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古史研究客观上需要以考古学为支撑，但具体考古文化的族属不易确定，拿传说文献的记录对号入座常常是有风险的，所以二者可以互补，而不能互相代替。
    在人类口述自身历史的阶段，几乎所有的历史叙述都可归入部族史的范畴。中国上古部族史的内容，或说是层累造成的古史传说，一向以图腾祖先崇拜与部族“英雄”的追颂为主体，而部族“英雄”同时也是各部族的祖先。这两项内容的传播和流转，共同特点有二：一是所谓神话的“历史化”，即神话色彩的淡化和历史因素的添加--其实正宗的神话原即神权时代部族“正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11)，相关史迹逐渐突破族属的限制而趋向华夏化。例如《诗·商颂·玄鸟》篇所记载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原始神话的内在机制而言，本应是指商部族以玄鸟为图腾祖先的，实质上是将本部族的女性始祖看作图腾的化身；后来这一机制发生变异，已渐次添加父系社会的史影，故《商颂·长发》篇已谓“有娀方将(祭祀)，帝立子生商”，再后来则有娀氏更变为帝喾的妃子(12)。《诗·大雅·生民》篇记载周部族的女性始祖姜嫄“克禋克祀”、“履帝武敏歆”而生子，与《商颂·长发》的“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如出一辙，也不是图腾生育神话的原貌，而后来姜嫄也被说成是帝喾的妃子。商、周二族渊源不同，自然也不会出于同一男性祖系，帝喾的设置不过是部族史上升到华夏史的表现之一；而二族的历史长度也不一样，今本《尚书·舜典》将它们的男性始祖契和后稷都编排为虞舜的大臣，尤为传统部族史日趋华夏化的典型反映。
    宽泛地说，现存的中国古史传说几乎没有哪一种不曾经过“历史化”与华夏化的改造。这是由于在上古中华本土的范围内，所有曾经独立的部族史后来都陆续汇纳到涵盖极广的华夏史体系中，部族史已渐次失去其理论上的独立性。脱离了华夏史，部族史的考求也将变得支离而无所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