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尚书》是华夏史观成熟的标志
    如上所述，华夏民族滥觞极早，它在上古阶段主要是由广泛分布于黄河中下游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的众多部族群体，经过长期的冲突与融合逐步凝聚而成的，不是单一集群的扩张与传承。尽管直到东周时期，中华本土的部族构成仍然十分复杂，但在社会组织、政治结构、经济基础、生活方式、心理风习等方面，都已显示出强烈的一体化倾向，并充分具备了后来所称汉民族持续发展的各种内在要素和机制。春秋战国之际“华夏”一词与“三代”、“四代”观念的创生和流行，正反映出这一巨大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孕育和诞生过程及其历史概括。这同时也标志着先秦史学逐渐突破部族史观的限制，而进入到以华夏史观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华夏史观是包容万有的，并渗透到各个学术领域；专就早期华夏史学言之，其间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要推《尚书》。
    史学是反向构筑的学术，尤其是在古代口述史学向文献史学转变的过程中，原初文献史学反向构筑的特点更为明显。盖口碑流传，易于散失，难以综合，至有文献记录，始可逐旋追记，渐成系统。《尚书》在传统儒家经典中一向地位最为尊重，旧时被视为帝王教科书式的政治和哲学法典，然在今天看来，它仍然基本上是一部粗略追述和重构华夏史的作品。虽然现在一般把它定义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实则揆之于先秦史学的原初发展水平，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当时的高端史学著作，并不只是一部单纯的资料结集。大抵自西周以来，史官制度发达，传统王官文化由神本转向人本，文献事业和档案史料的保存也转趋严整，并建立起一套初具规模的档案机构，文献的编集也在所必然。这类档案文献，特别是重要的政治文献，原是秘藏官府而不以示人的；但到西周末、春秋初，因王纲解纽，世道大乱，朝廷文化集团也呈现解体的趋势，史官渐失其职守而流散各地，于是旧有的王官文献也随之大量传播到民间。先秦时所谓“六经”，就其基本的经文而言，事实上都可看作是传统王官文献的孑遗；而春秋以后私家的搜集整理--后世多归之于孔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是官府纂辑制度的绪余。近世学者普遍认为，“六经”之中唯《诗经》成书较早，大概可以上推到春秋中叶；其余经典，包括《尚书》在内，应该基本上都定型于战国年间。
    《尚书》是以周初文献遗存为主而组织起来的，然代有加工和增删，已不尽是原始文献的本来面貌。其书体制上的最大特点，是按虞、夏、商、周“四代”的先后顺序编排，而不是纯按文献内容或体裁的类型编排的。这便具有了“编年式”叙事的意图和性质，而具体的叙事形式又多种多样，包含着后世所称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成分。先秦载籍引《尚书》，已常见其各部分的《夏书》、《商书》、《周书》之名，是知此种分代编辑的体例很早就已确定；只是今本《尚书》以《虞书》居首，先秦则基本上不见引及(27)。今本《尚书·虞书》标题下的孔颖达疏对此有解释，认为《尚书》虽以《尧典》居首，而《尧典》成于虞舜时，不是唐尧时的作品，故今本列入了《虞书》；又据汉魏马融、郑玄、王肃等人之说，以为《虞书》、《夏书》原是不分的，而统题为《虞夏书》(即所谓“虞、夏同科”)，至于今本所托的孔安国注，始将虞、夏分题。这个解释涉及《尚书》的不同传本，还难说就一定符合实际，若由先秦“四代”观念的流行来推测，则《虞书》的名目也有可能在春秋时已经出现，只是典籍还极少称引。《尚书》的记事实始于传说中的唐尧，而未有“唐书”之目，大约先秦时尚无“五代”的观念；或者因为唐尧的传说事迹本来就很简略，在初无法单独编排为《尚书》的一部分，故以《虞书》统之。
    《尚书》的篇章大部分都有一定的体裁。今本《尧典》标题下的孔颖达疏列有十种，即“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这是取今本各篇题的末字归类的，然“贡”、“征”、“范”三字不像是体裁名。检阅今本《尚书》的各篇目可知，其篇章约有半数是以人名、事项、事件为标题的，另有约半数以“典”、“谟”、“训”、“诰”、“誓”、“命”为标题。总括起来看，全书文字的绝大部分是当时统治者的讲话记录，另兼有若干叙事文字。陈梦家先生曾约分之为三类：一为诰命文献；一为誓祷之词；一为叙事文字(28)。这样划分兼顾体裁和内容，但有些篇章仍不易归类。若从文献制作上着眼，则《尚书》的篇章可以粗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原始档案文献改造而来的，虽有或轻或重的加工，而大体上还保存着档案史料的原貌，今本《周书》的绝大部分篇章应该归入此类；另一类是追述古代历史的作品，所用史料虽亦有一定的传说或文献依据，而与原始档案相差甚远，创作的成分多，传录的成分少，今本的《虞书》、《夏书》、《商书》部分基本上都可归入此类。其中《商书》部分与《虞书》、《夏书》还有些区别，因周初保存商代史料尚多，故《商书》中有些篇章看上去也还带有原始文献的特点。史料的流传愈后而去原藏愈远，史事的追述则愈古而愈容易失真，《尚书》中的史料在总体上即显示出此种规律。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尚书》按虞、夏、商、周“四代”的顺序编辑，典型地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历史意识的成熟，本书也因之成为华夏史学的开山，成为中华元典中最重要的政治经典。如前所述，华夏历史意识的孕生和发育曾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而在经典文献之学和古史学上，自觉地将华夏历史按朝代分为四个阶段，这还是第一次。此种严肃的“断代”观念和分期系统，意义重大。首先是它超越于上古部族史之上，首次以经典的形式组织起华夏全史的大脉络，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史学的正式诞生，同时也标志着华夏民族的历史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次，它以朝代为中心划分历史阶段，透露出强烈而清醒的“大一统”国家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凸显了不断强化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影响深远。再者，它所明示的历史阶段性观念中，蕴涵着深刻的历史连续性观念，表明华夏文明是个原生型的有着独特发展道路和普遍性格的连续体，从来没有中断过，今后也不会中断。这种连续性的观念，不仅是华夏史观的核心构成部分，同时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支柱之一。此外，“断代”编辑的方式注重历史源流，也强化了《尚书》自身的文献价值，使之成为后世古典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思想史、文献文化学等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宽泛一点说，先秦“六经”所保存的集体的历史“记忆”和寄托于追祖敬宗、报本返始的寻根意识，都一致体现出华夏民族统合与文化整合的历史背景，而这一点在《尚书》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尚书》古本不尽可求，今本则极其复杂，真伪之争不断，而所有论争仍不害其为经典中的经典。
    《尚书》对早期华夏史的追述，以《虞书》部分为最古。今本部分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四篇，开头皆有“曰若稽古”四字，即明示诸篇皆出于追述。《尧典》和《舜典》二篇，据说原为一篇，总题为《尧典》，《舜典》是魏晋之际学者从《尧典》中分割下来的。另有《益稷》篇，据说也是魏晋之际从《皋陶谟》分割下来的，故无“曰若稽古”四字，而亦出于追述无疑(29)。《虞书》部分所记尧、舜事迹略于尧而详于舜，大致是用周代通行的语言写成的，其间不免有儒家的润色，自然无法看成是信史，但基本的史料并非空穴来风，从中仍隐约可见史前部落大联盟向早期华夏国家转变的内在机理，其中有些史料还可与甲骨文、金文相对照。当然，对于《尧典》、《舜典》的学术价值，基本的理解还是先秦学者由夏、商、周三代上溯，更设置一个虞王朝为华夏统一国家之始，因而也使得虞舜在早期华夏民族史上的枢纽地位比之唐尧更为突出。这本身就反映了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成熟时期的一种历史思考。杨向奎先生考察虞、夏二代的世系和当时的生产方式，认为“有虞氏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历史时代，应当在中国史上获得应有的地位”(30)。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文明社会的开端是可以定在尧、舜时期的，先秦学者的追述诚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