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华夏”联称的源起
    华夏民族的最后形成究竟定位于何代，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固定的说法，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已经成立。仅就现存古文献的记载而言，“华夏”一词亦大抵通行于此时。如《尚书·武成》篇载：“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伪孔传解释说：“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唐人孔颖达疏云：“冕服采章对被发左衽，则为有光华也。《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武成》篇问题较多，一般认为是后人伪托的作品，虽所记为周武王伐纣事，而所说“华夏蛮貊”是否为周初用语的孑遗，还须斟酌。《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有“楚失华夏”之语；《定公十年》又载孔子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用的还是伪孔传的解释。“华夏”可以分称为“华”和“夏”，又称“诸华”、“诸夏”，在春秋以来的学者用语中，意思都一样。《诗·小雅·苕之华》郑玄笺云：“其华犹诸夏也，故或谓诸夏为诸华。”《左传·襄公四年》“诸华必叛”杜预注云：“诸华，中国。”又《闵公元年》孔颖达疏云：“华、夏，皆谓中国也。”此外，又有“区夏”、“方夏”的称呼，与“华夏”同义。《尚书·微子之命》有“东夏”之称，偏指华夏东部地区；同书《太甲上》又有“西邑夏”之称，大致相当于通常所称的“西夏”，偏指华夏西部地区。
    古籍所称的“华夏”，都是和“蛮夷”或“戎狄”对立的。近年王和先生谈到：“周代还出现了一个意义极其重要的观念--‘华夏’。在‘华夏’的概念出现以前，戎狄蛮夷之类的称呼本无任何贬义，不过是为区分族属来源的不同而已。夏代有以不同的‘氏’所代表的不同族邦的区别，商代有以不同的‘方’所体现的不同方国的区别：但无论夏代、商代，均无所谓‘华夏’与‘夷狄’的区别。……直至周初的大变革之后，‘华夏’观念与‘华夷之辨’思想方始出现，它标志着超越部族意识的‘大文化观念’的产生，‘文化民族’亦在此基础之上超脱于‘血缘民族’的藩篱而趋于实现。”(17)这是侧重于“大文化观念”的考察，而将“华夏”概念的出现上溯到西周，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东周时期这一概念的通行也当本于西周。
    与“华夏”紧密相关的“中国”概念，迄今最早见于周初《何尊》铭文。其文有云：“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民。”(18)“中或”即“中国”(“或”为“国”字初文)，在铭文中是相对于周成王时营建的新都成周洛邑(在今河南洛阳)而言的；“自之民”即于此治民之意，“”即治理。据此可知，“中国”一词必自商代已有。《诗·大雅·民劳》亦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之语，毛传云：“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这解释恐怕有些缩小了“中国”和“四方”的范围。《诗·大雅·荡》引“文王曰”，谓殷商“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以“中国”与“鬼方”对举，则此“中国”不仅指京师。“中国”概念的初义应是指“万国”之中的中心之国，在夏代即是指夏后氏之国，后来遂用以泛指华夏统一国家或“王朝”及其疆域，但有时也还专指京师。以“中国”与“华夏”概念相对照，“华夏”一词的使用也不会太晚，然现在所知的商代甲骨文中尚未见“华”、“夏”之称。至于“中华”一词，乃由“中国”与“华夏”合称而来，如今还仅仅始见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裴松之注，极为晚近。
    前人从词源上解释“华”、“夏”二字，多认为“夏”即“雅”，为“正”的意思，用作人群之称则指中原居民，即《说文》所谓“夏，中国之人也”。《荀子·儒效》篇有“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之文，同书《荣辱》篇则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左传》之《襄公二年》及《昭公二年》、《昭公三年》有齐大夫“子雅”，《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则作“公子夏”。这类异文都可证明战国时人确以“夏”、“雅”通用。“华”即古“花”字，亦即“荣”，引申开来用以指称“冕服采章”、“服章之美”，也就是指中原衣冠服饰、礼仪制度、典章文物。也有人说“华”含有“赤”的意思，因周朝尚赤，所以遵从周礼的地区称“华”，与“夏”合称“华夏”。这些都是后起的理解，虽古人习用，却并不能说明“华夏”一词的来历。特别是以礼文服饰解释“华”字，只能说是一种文化上的观照，并无语源根据。
    近世学者对于“华夏”合称，大都是联系地域和文化两个方面的意义来理解的。即一方面注意到华夏民族的融合过程，认为“华”和“夏”原有不同的地域分布，在整合为统一的民族文化共同体之后便合称“华夏”；另一方面，则仍从传统的观念，强调中原先进文化与周边后进文化的区别和分野。但问题仍在于，究竟应当如何解释作为族称看待的“华”、“夏”之源起。章太炎先生曾提出，“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其地即今之华山，而后来其民东迁者亦称华族，故“世称山东人为侉子者，侉即华之遗言矣”；又谓“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其水即今之汉水，“其后因族命地，而关东亦以东夏著”(19)。这是将“华”、“夏”二族的原居地都放到西部地区去了。顾颉刚先生则认为：“‘华、夏’，本一字也，以加重其发音而成为二字，犹之‘越’以‘于’为发音而遂为‘于越’二字也。言‘越’即有‘于’音，言‘夏’即有‘华’音。……‘夷’之与‘裔’，亦复如是。《左传》定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不过藉其异文，重出一句，使语气增益其力量耳。”(20)此说有混“华”、“夏”为一字之嫌，且例之于“于越”，以“华”为词头，亦不类。李平心先生别出一说云：“相传伏羲之母为华胥……华夏之名当即由华胥而来。”(21)程德祺先生也说：“华族得名，很可能与华胥有关。如果说伏羲是华族最早的神话中的祖先英雄，那么华胥就是华族的始祖母。”又认为华胥履“大迹”的雷泽即今之太湖，华山不是指一般所称的西岳，而是太湖之滨的惠山，因此“中华民族的最早源头是在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22)。苏秉琦先生利用具体的考古材料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仰韶文化诸特征因素中传布最广的是属于庙底沟类型的。庙底沟类型的分布中心是在华山附近。这正和传说华族发生及其最初形成阶段的活动和分布情形相像。所以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是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这种花卉图案彩陶是土生土长的，在一切原始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华族及其文化也无疑是土生土长的。”(23)许顺湛先生又补充此说，以为华族以“花”作为族名，是由于他们崇拜花卉，以“花”为图腾祖先(24)。这些看法都有各自的理由，但需要澄清的问题也还不少。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古代是否确曾存在一个有着独立的渊源且曾长期与夏族并立的“华族”?
    照我们所思考，华夏民族作为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它的形成与具体部族的起源是决然不同的，因此对于“华夏”名称的来历，也不能仅从具体部族的称谓上去推求。假如仅仅局限于具体部族的称谓，那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文化起源问题上的单元论，因为这样推求的结果，必然是华夏民族仅仅导源于一两个部族或发祥于一两个地点，“华山说”与“太湖流域说”便都有这一种嫌疑。现代考古学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发生是“满天星斗”式的，而在华夏民族的起源问题上仍持单元论，毋宁说是个大失误。所以现在重新推原“华夏”之名，需要转换思路。我们的看法是，“华夏”在初只是一个时代或朝代合称的名词，是由古史学上的“虞夏”联称转来的，亦即“虞夏”音转为“华夏”，并无许多曲折。夷考其实，上古有虞族、夏族，而并不存在一个所谓以“花”为图腾或因华山而得名的“华族”，因而就“华夏”作为学术用语的主导意义而言，它原先也并不是一个以部族名称联用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