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史注与史评的关系
    内藤湖南对史注中的史学批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一时代，由于刘知几《史通》的问世，出现了历史评论的兴盛，做注也不再是以往那种单纯依据前人之说，而是能够发表各种对所注释书籍本身的意见了”，司马贞《史记索隐》认为《史记》有《五帝本纪》而无《三皇本纪》，《秦本纪》所载乃即帝位之前的内容，宜做《秦系家》，《陈涉世家》应以列传为宜等，“他（指司马贞）的评论中虽说有可取也有不可取之处，但无论如何可以看出做史注多少有了史学批评精神的倾向”[1]144。
    在史注中开展史学评论，不是始于唐朝司马贞，而是南朝宋裴松之。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自称，“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他认为“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3]《陈泰传》注。裴松之对撰史中“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至“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的行为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认为这种历史撰述者“实史籍之罪人，达学之所不取者也”[3]《袁绍传》注。裴松之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类传的传主应当具有可比性，因此对于陈寿将品德或功业上没有可比性的人合传很不满意，“魏氏如诩之俦，其比幸多，诩不编程、郭之篇，而与二荀并列；失其类矣。且攸、诩之为人，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今荀、贾之评，共同一称，尤失区别之宜也”[3]《荀彧荀攸贾诩传》注。对于这样的史学批评，逯耀东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些评论文字“开创了中国史学批评的先河”[4]252。裴松之认为陈寿将荀彧和贾诩放在同卷“尤失区别之宜”，明人郭孔延《史通评释》指出“荀彧将贾诩同编，寿之失也”。这一点在刘知几那里也得到了共鸣，刘知几《史通·编次》指斥“荀彧将贾诩同编”为“舛谬”。张振骊在注释此篇时认为，刘知几此论受到裴注的启发，“松之盖以贾诩风骨，未可与彧、攸类附也，知几谓其不应同编，盖本此”[5]130，“知几此论或失之偏，然不能谓其不当”[5]123。杨翼骧认为，“裴松之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第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虽然在他以前也有班彪、班固父子对司马迁《史记》的批评，但那些批评还是比较简单的，“而裴松之不仅根据事实指出了《三国志》记载不妥、评论不当之处，还对当时有一定声誉的史学家习凿齿、孙盛等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对于开展史学批评，活跃史学研究，都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6]172。裴松之早于刘知几数百年，不可能受到《史通》的影响，相反，《史通》中的史学批评受到裴注的影响。对于史书不实的弊端，刘知几深恶痛绝，斥之为曲笔，在《史通·曲笔》中以愤激的言辞责备历史撰述中舞词弄札、饰非文过，“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和“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的恶劣行径，认为“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根据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并不是在《史通》的影响下史注中出现了评论，而是史注中的史学批评出现在先，影响了刘知几的《史通》。逯耀东指出，裴松之以前也有史学批评，但不具体，裴注对魏晋时代的史学提出了总结性的评论，堪称刘知几史学批评的先导，“裴注不仅开创中国史注的新体例，同时也成为中国史学批评的创始者。对以后的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的史评，及唐代刘知几的《史通》都发生先导性的作用”[4]252。内藤湖南的说法忽略了史注对史评的先导作用，不符合中国史学发展的事实。
    四、关于史书自注的开创
    内藤湖南说，颜师古“认为他所在的时代人注史书，为了显示渊博而多引杂谈攻击原著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注并不是为了展示古人错误的体例，要在务求忠实原著”[1]145。颜师古《汉书叙例》的原话是：“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讎，殊乖粉泽之光润。今之注解，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可见他所批评的是近代（汉魏六朝）而不是他所在的时代，接下来所列举的23家注全为汉魏六朝时期的史注家和注本，并无唐朝注家。
    内藤湖南对《汉书》自注给予特别的关注，“对古书加注释虽然早在汉代已经盛行，但是史书的注最早见于《汉书》，《汉书》编纂的当时，书中对那些非编纂者本人而不得而知的情况加了注释”[1]385。这里说的“非编纂者本人而不得而知的情况加了注释”，指的是《汉书》自注，“在《汉书》中就已经有了自注”[1]125。《汉书》中有许多自注文字，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最早为史做自注的是司马迁而不是班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注》认识到“太史叙例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史书做自注乃史学之“良法”，班固不是这种“良法”的开创者，而是继承和发展司马迁的做法。《汉书》中采用自注对史书体例发展的影响很大，但从时间上看，毕竟还是晚于《史记》自注，《文史通义·史篇别录例议》指出，“史家自注之例，或谓始于班氏诸志，其实史迁诸表已有子注矣”。
    内藤湖南对章怀太子《后汉书注》也做了评断，认为：“《后汉书》的注仅有对范晔《后汉书》的本纪和列传的注，而没有对志类的注。今本《后汉书》的志类注取晋人司马彪《续汉书》的志补上的，有梁朝刘昭的注，而章怀太子没有写这一部分的注。”[1]146范晔原计划写志，但未竟而被诛，志类只能付之阙如。章怀太子只是给《后汉书》做注，其注释班子无法为根本不曾出现过的范氏志书做注。
    五、关于史注的终结
    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古代史注在两汉六朝兴盛起来，宋人高似孙高度重视史注，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他提出的中国古代史注终于唐朝，则与事实不符，内藤湖南说：“为史书做注的情况基本上仅限于唐代。后来在宋代虽说也有《五代史》注，但已经不再有唐代那种优秀的注了，而且也没有做注的必要了。宋以后的学者，与做注相比更重视古书校正、史事订误。对《汉书》也出现了既非纯粹注释，亦非纯粹评论的注释，大体是侧重于评论了。忠实原著做注的情况，盖终于唐代。”[1]146按照内藤湖南的观点，宋代以后再也没有唐朝时期诸如颜师古那样的史注家和史注名作。而事实上在此后的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史注名作依然不断涌现，如元初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内藤湖南本人也承认胡三省注“在历代史书的注中是最著名的，虽说吸取了史氏的《释文》，但那只是一部分的内容。就整体而言这是很优秀的注释”，“一般认为若要读《通鉴》，就不可能不读胡三省的注”[1]164。既然说唐朝时期史注已经终结，不再出现优秀的史注，而此处则认为胡三省注“在历代史书的注中是最著名的”，那么这些论断无疑是相互抵牾的。
    不仅宋元时期仍有史注，清代更是中国古代史注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出现的第二个发展高潮，史注著作丛生，名家辈出，金毓黻说：“清代儒者食汉学昌明之赐，取群经一一为之改撰新疏，近代说经之语，萃以入录，蔚为巨观。更有余力覃及子史，疏证、补注、集解之书连犿而出，读其一书可备多书之用，此又注释家进步之一征也。”[7]246拙文《清朝时期的史注体式》对清代史注的巨大成就做过初步的概括，兹不赘述。内藤湖南也不否认这种情况，在讨论清代考订旧史的史学时说：“于是，出现了或对古史书作全面的注释，或对其一部分，或者对某一时期的历史给予补充而使之完整的研究。”[1]275他认为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至今仍是很有价值的”[1]275。在分析清代史注时，内藤湖南对彭元瑞、刘凤诰的《五代史注》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是对欧阳修《新五代史》的注释，乃非常浩瀚的著作，虽说大体仿效了以往裴松之《三国志注》的体例，但在翔实方面却远远超出于其上”，其书“做注的笔法亦颇得要领”，“可谓乾隆以后的史学名著，即便与近年王先谦的《汉书补注》相比，也是远超出于其上的”[1]276。《五代史记注》是否有如此高的成就姑且不论，内藤湖南的赞誉，实则是对其所谓史注“仅限于唐代”说法的自我否定。
    史注是架起原作与读者之间的桥梁，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对于前代的史书需要有新的沟通，也就产生了新的注释要求。史注是为了满足阅读者的需要，只要有读者，只要存在阅读的障碍，就有史注产生的必要性。因此，认为“没有做注的必要”，恐怕难以说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