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在近代以前的14个世纪里，中国对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和用以造福人类的技术方面远远胜过欧洲，可是为什么近代科学，以及经得起全世界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笛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同一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这一问题后被学术界名之为“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之问”。它一经提出，就一直困扰着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许多学者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近日，由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河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共同主办，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承办的“宋代科技与李约瑟之谜学术研讨会暨河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一届年会”在河北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温州大学、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余位专家学者与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的师生10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来自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徐光台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韩毅研究员、河北大学钱时惕教授、温州大学王兴文教授分别进行了主题发言。参会者分别围绕“宋辽金科技史”“明清及近代科技史”“李约瑟之谜及其他科技史”三个领域展开热烈研讨。
    与会学者梳理了以往学界分别从哲学、历史学、科技史学等不同学科提出的种种主张和观点，如过去2000年中国存在的封建官僚制度、传统儒教文化不利于科技革命发生，中国古代没有普遍设立科学技术方面独立的学院和研究机构，中国的文字相对于拉丁语系来说缺少了逻辑性，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统治对科技的束缚愈来愈严重，以经验为基础的科技发明模式不利于现代科技产生、重文轻技思想阻碍了科技发展，等等。徐光台教授尝试以比较科学史的角度对此问题作出解释。从中西两种自然哲学的不同发展、在儒学与神学两种主导下发展的科学、在权威与辩驳传统下两种异质的教育内容以及博雅通识教育与科学理论的革命发展四个方面来做比较，讨论了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特点。他认为：中国传统中“气”的自然哲学，不能产生科技革命；西方科学在19世纪已进入实证阶段，中国则直到明代王阳明才发现格自然物无法达到仁义道德的天理；中国各学派的角色主要在于传承权威的文献，西方建立在逻辑推理上的论证与说服则成为进行科学革命的一项基础；中世纪大学博雅教育培养了一种共同的世界观，明末的中西交流则并未能使得中国产生“知识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