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是指20世纪30、40年代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和具体指导下，逐渐兴盛于延安地区的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思潮。其以独特的时代特征和学术风格而直接影响、乃至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后中国发展的路径，从而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主要渊源。延安时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学术风格。本文主要是探讨后者，以展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征和风格。
    一、史学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一方面，延安时期，唯物史观最终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考方式和价值尺度。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近代以来诸多史学思潮为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可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要产物。同时，它深受苏联斯大林时期史学，尤其是党性原则的影响。
    1.对诸多史学思潮的兼收并蓄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近百年以来中国史学与西方文化碰撞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本身即是在批判和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批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产物”①，但也继承了他的思辨精神。所以当其主张从经济领域着手研究人类社会的同时，也承认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马克斯恩格斯曾批评兰克是“天生的‘历史的宫廷侍从’”②，只会收集趣闻轶事和把一切重大事件归为琐碎小事，但他们并不反对兰克学派所宣扬的如实直书精神；对于兰克学派将历史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做法，他们虽然指出两者之间存在根本区别，但是最终也认可了“永恒的自然规律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③。因而，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指导的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自然也可以从中找到西方史学研究的影子。
    从对近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的梳理中亦可寻找到痕迹。自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即被不断引进，并被用以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延续将近200年的三大史学思潮--实证主义史学、相对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几乎被同时介绍到中国，以致中国史学界颇受欧化潮流之激荡；而中国史家对于西洋史学原理之接受，亦“正与一般政治学家、新文学家同，一时顿呈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时学说纷纭，莫衷一是，大有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之概”。④其实战国时期诸子思想尖锐对峙的背后即已存在着自觉的兼容与合流，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与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和相对主义史学思潮之间便恰若战国诸子，出发点和建构模式均趋一致--皆是为了救亡图存以及掌握学术话语权，亦皆可视作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的混合及杂糅。笔者以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能与现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能够长期共存的原因，亦更是“七七事变之后，史学界已渐有综合各派或批评各派而另形成最后新史学派的趋势”⑤的根源所在。
    在众多史学思潮相互激荡、融合的20世纪前期，由于受到多元选择和兼收并蓄这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学术传统的影响，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必然也会对西方史学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有所借鉴。
    2.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
    虽然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是西方史学东渐之旅的驿站之一，然而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却普遍恪守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正如叶蠖生所指出的，抗日战争以来，“唯物史观成为一般的前进历史学者所公认的历史科学的唯一法则”，“辩证唯物主义成为历史科学的指导方法，唯物史观学派逐渐走向主导的地位”⑥。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史学工作者一致认为，以往的历史学理论与方法都不能正确地说明社会的发展并解释其变化的规律，而只能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呢?
    首先，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曾一度致力于使史学研究切合现实需要。当时，日本昭和政府的文部省强行将神话解释为历史，其御用文人又大肆鼓吹“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统治和“日本至上”的神国论的皇国史观，东方社会“停滞”论亦成为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的最好借口。在此刺激下，史学工作者加紧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的历史与社会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当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以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时，为了批驳三民主义“装饰下的中国式的买办、封建性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学，和反对科学唯物主义、提倡迷信盲从的法西斯主义的唯心论哲学”⑦，史学工作者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纷纷撰文，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释历史、武装人民、批判敌人。
    其次，延安史学的发展受到了苏联斯大林时期史学的影响。一方面，延安与苏联原本即存有基本一致的意识形态，而史学研究往往又为政治导向所左右。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亟需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援助，这就决定了前者必须拥护斯大林的思想主张，而延安的史学工作者也必须接受斯大林时期史学研究的“范式”。由于德波林学派被斯大林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20世纪30年代末，当斯大林发动以批判德波林学派为核心的史学界清洗运动后，唯心主义自然也就成为延安中共中央及其史学工作者所要集中批判的对象。如毛泽东曾指出：“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⑧唯物史观成了批判唯心主义最好的武器。
    第三，延安整风运动固化了史学工作者对中国近现代史及中共党史的研究“范式”。毛泽东曾明确提出了研究历史也应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观点。而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又为全党指出了“古今中外法”这一不同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中共党史研究的科学方法。这一时期，毛泽东先后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条路线》三部历史文集，在全党范围内掀起学习中共党史热潮的同时，也让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认清了王明等人的错误，诸如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等，从而将唯物史观直接灌输给了包括史学工作者在内的每一位中共党员。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典范。⑨唯物史观从此成为了延安时期史学工作者评判历史发展是否进步以及保障中国史学研究科学性的唯一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