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眼中，不论是要促进中国社会的前进发展速度，还是要消除“三座大山”之于贫苦大众身上的残酷剥削与压迫，都离不开人民群众这一历史主体的力量。因为只有人民群众，才能掌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最终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于是，所谓的治世便“不是‘圣君贤相’施行仁政的结果，而是农民起义的产物”(19)；生气蓬勃的工农群众因为具备“伟大团结的民族思想”和“勇敢坚韧的反抗精神”(20)，因而堪称帝国主义“瓜分论”的命运终结者；甚至本应以阶级矛盾为主的辛亥革命和以民族矛盾为主的抗日战争也可被诠释为农民斗争的再现。如在陈伯达所撰写的《论农民问题》一书，他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朝廷的成功，无疑地是因有农民的参加和帮助”，“九一八以后，东北各地义勇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日战争，其中的成份，最大部分就是由农民组成的”。(21)毛泽东给周扬的信中也指出：“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22)这些论述对农民的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以这三条主线为代表的史学思想的出现并不奇怪，因为纵使史学工作者的注意力会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而转向批判卖国主义，但是其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夺取政权的政治目标却从未放弃。
    2.史家情感嵌入历史书写
    战时背景下的延安史学工作者，出于斗争的需要，而将强烈的史家情怀嵌入了史书的字里行间，以致通篇史书给人的感觉都是火药味十足。
    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范文澜即不仅运用拟人手法来批判清朝统治者的腐化堕落，“满清统治者的肺腑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便被贿赂熏染得秽浊不堪”(23)；还借用翁同龢的点评来揭露列强的残暴与诡诈，“法公使每次提出要求，先替清政府拟就承认文件，不准改动一字，翁同龢称为‘鬼’、‘犬’，以表示深恶痛绝”，“英公使态度也异常蛮横，翁同龢说他‘贪如狼，狠如羊，其狡猾不下于施贼’(法国公使施阿兰)”(24)；更使用恩格斯的话语来赞颂中国人民坚韧不屈的反抗精神，“凡英国侵略军所到的地方，一定有人民反侵略武装出来抵抗。恩格斯说，‘在一切实际事务中--须知战争多半也是一种实际事务--华人远胜于一切东方民族’(《英人对华的新侵略》)，就是因为中国人民有特别坚韧的反抗精神”(25)。总体而言，这段跨度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记叙能够使读者充分感受到史学家鲜明的喜怒好恶与情感波动。
    如范文澜所撰写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便是将蒋介石影射为了曾国藩，作者写道：曾国藩是“封建中国数千年尤其是两宋以下封建统治阶级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体现者，又是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一切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们‘安内攘外’路线的第一个大师”；他不仅丝毫没有民族思想，更是屠杀同胞的内战能手，“一切思想行动都以反革命的内战为中心”。(26)又如陈伯达的《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同样亦是在影射蒋介石：“作为一种政治的象征来说，袁世凯在现实的政治中，仍然高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而由于发展的结果，现实的袁世凯，在手段的残酷与阴毒上，终究远远地超过了已死的袁世凯。”(27)这样的史学虽被赋予了超级战斗力，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工具的作用，但是其真实性也大打折扣。史家情感对史书真实性的影响，反映了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处于发展时期。
    三、秉承史学传统之余的学术创新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和近现代史学是一脉相承的。更为可贵的是，战时背景下的延安史学工作者在借鉴古人“论从史出”和“设馆修史”等经验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自己独有的学术见解和学术旨趣。
    1.“论从史出”传统的发扬
    秉笔直书与承敝易变的史者精神历来是中国史家引以为傲的使命所在和智慧体现，而“论从史出”恰恰又是解答这一史学命题的最基本步骤。因而，当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也担负起历史研究的职责和重任后，如何选择史料和运用史料也就成了他们一度争论不休的话题。
    史书撰写过程中，“纸上材料”和“地下发掘”谁才是真正的主宰?一场古史分期争鸣，触发了延安史学工作者对于史料选择与运用的深入探讨。
    1940年范文澜发表了《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与吕振羽、吴玉章一起批驳郭沫若的西周奴隶说。为此，考古学家尹达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应该以甲骨文字和遗迹遗物等考古发掘为依据来判定社会性质，而不能一味相信古籍。因为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于删写之际很可能将当代社会生活的成分混入”，尤其是范文澜所参考的还是一份错简，误将“战国时代的作品作为研究殷商社会的史料”(28)。尹达对纸上材料的怀疑很快便引来了谢华和叶蠖生的先后反对。谢华批评尹达的史学研究方法是“一种很幼稚的用甲骨文来反对古书的办法”(29)；而叶蠖生亦指出即使是考古发掘也不能完全信赖，因为“发掘成果还很小，所发掘的遗址半在盗掘破坏之后”(30)。之后尹达又撰文进行了反驳，继续强调考古史料的重要性(31)。
    其实古史分期的争论至今学术界尚无定论，然而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却借此机会系统地表述了自己关于史料运用的主张。叶蠖生后来即将史料划分为了地下发现的古器物和遗址，金石记录，各代的笔记、游记、诗文集，各种有关历史的小说和专门的历史著作这五种，同时也还提出了自己对于史料真伪的判断理由以及合理运用史料的相关见解：
    首先，甲骨文已经成了“死体”文字，考证者尚各执一词，毋论一般学者；其次，铜器铭文、碑志易被伪造，也即有大量赝品；第三，诗文笔记常有过分夸大，易误传、失真，也有后人伪造；第四，无论是历史小说还是历史著作，都存有一定的阶级意识，为统治者辩护；第五，旧史著作的许多部分因为注重贵族生活和宫廷政变而非社会情形，因而在今天用处很小；第六，史料的保存很不平衡，政治多于经济、汉族多于少数民族、文学多于艺术、对外战争多于对外贸易、贵族生活多于人民疾苦、成文材料多于发掘材料；最后，原始史料不符合现代读者的口味，即使可贵也不得不大量删却。(32)
    笔者以为，不论是尹达等关于“纸上材料”和“地下发掘”谁为主次的争论，还是叶蠖生从史学理论的高度将史学工作者对于史料选择及运用的疑惑与思考及时总结出来，都反映出延安史学工作者在对待史料时的小心谨慎。战时背景下的他们，不仅很好地继承了“论从史出”这一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其实也更为后人重新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殿堂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