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发展苏联史学的党性原则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吸收了西方史学的合理性之后，除了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之外，更重要的则是发展了苏联史学的党性原则。这不仅是由当时的苏共关系及革命形势所致，亦更与延安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受教育的背景密不可分。
    当时，陈伯达、吴玉章、吴亮平和杨松等延安时期的史学工作者都曾在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而该所学校的教育和培训，对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所在苏联支持下，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中国革命者及加强中苏关系而建立的学校，后来则逐渐演变为苏联共产党的一个党团组织和培训学校。该校除设有《中国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等相关历史课程外，还更注重具体的训练以保证思想上的纯粹与单一。据蒋经国回忆当时的训练方式即有：“(1)自我批评。个人要从家世、出身、经历、志愿，彻底的予以坦白交代，自我检讨，自我批评。(2)连环监视。参加组织的，思想行动，随时随地都有人秘密监视，而且连环式的互不脱节，脱节就要受到严厉的批评和处罚。(3)限交日记。日常生活、思想、行动，都要逐一详细记载，上级随时予以检查。(4)参加工作。要写讲义，负责油印校对，出壁报，编新闻等等。”⑩于是，经过身体和精神双重洗礼的延安时期史学工作者，自然便能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是“苏联模式”来阐释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进行中共党史研究。
    斯大林时期的史学研究，一方面是遵循自上而下的指示，以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党史研究的标准”(11)；另一方面也会因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歪曲历史、唯党是从。受其影响，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格外强调党性原则，既会根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固定党史研究的“范式”与评价标准，亦会行个人崇拜之风，“一字之褒，荣于华衮”。其中，也杂存着许多为后来史学家所诟病的问题。
    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可发现，其对历史问题的总结无论是逻辑框架还是价值判断都紧紧扣住了政党史学的宗旨：夺取政权时革命斗争须和历史学家凭借话语而相互信赖，而巩固政权时则要从革命史学转化为国家史学或某种通俗版本的纪念史学。《决议》便是将许多好事都挂在了毛泽东的名下，却对其错误忽略不计；就连毛泽东自己也解释为“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12)。当然大局虽得以顾全，但也为日后的个人崇拜埋下了伏笔。譬如在陈伯达眼中，毛泽东即已演化为料事如神的预言家，“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起的十年内战期间内，几乎全部历史都活跃在一九三○年一月毛泽东同志所写的纸上了”(13)。陈伯达的话可以说代表了延安时期大部分史学家的观点。
    当然，个人崇拜于史学论著中的出现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亦有身为共产党员的信仰使然。当时延安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几乎都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员又被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将自己个人的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因而在战时背景下，党性修养越强的史学工作者，就越可能在其论著中出现个人崇拜的倾向，也越有可能因为夸大其词而背离历史的真相。只能说是苏联史学的党性原则通过党员教育而不断内化于延安史学工作者的认知结构中，而由此形成的一致认同则又直接作用于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二、史学研究为中国革命与抗日战争服务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度成了为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有力工具，因其不仅需要迎战日本侵略者的应用史学与皇国史观，还需要回击民族主义者的复古思潮，以论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合法性。史学研究被三条主线所贯穿始终，史学工作者强烈的史家情怀亦被嵌入了史书的字里行间。
    1.史学思想有三条主线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有志于弥补中国传统史学的三大缺憾，“第一，他们都为封建统治者辩护。第二，注重个人，尤其是帝王的丰功伟业、言论行为，忽视广大群众的活动。第三，注重文物制度(上层建筑)，忽视食货经济(下层基础)”(14)。因而他们的史学思想也是由三条主线所构成，基本上都是围绕于历史事件的社会根源与阶级根源左右，且更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所谓社会根源，就是指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形势。探索社会根源的前提在于把握人类社会的演进规律，而唯物史观又使史学工作者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发展阶段。于是，他们才得以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即争论不休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总结。如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就指出：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已逐渐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来，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当时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也为驳斥秋泽修二的东方社会“停滞”论提供了理论武器。如吕振羽在1939年至1940年先后撰写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问题》等一系列文章，驳斥秋泽修二犯了原则性的错误：用政治形态而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立统一的生产方式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用外在矛盾而非内因来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延安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著作中也都贯串了阶级斗争的主线。“研究过去的历史，主要的是研究一定阶级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研究阶级斗争，研究怎样消灭阶级以达到无阶级的社会。”(15)因而发现敌人与消灭敌人，便成为这一时期史学工作者史学思想的第二注释。例如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便不再是对诸子之学按照学术流派分门别类进行研究，而是视为不同阶级、阶层或集团间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斗争与利害冲突。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也是开宗明义：“经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试看过去经学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经学斗争史。”(16)至于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一经问世就在国统区遭受严禁，还是因为宣扬阶级斗争的缘故，“国民党发出通令：‘范书宣传阶级斗争，混淆视听，可恨可恶，务必取缔。’”(17)范文澜自己也宣称该书宗旨为：“着重叙述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人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18)这些却都给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打上了明显的政治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