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省上虞县道墟镇）人，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学家和方志学家。关于章学诚在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地位，近人金毓黻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刘、章两家为评史家之圭臬。”①金毓黻所说之刘氏，即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幾。章学诚虽与刘知幾齐名，但两人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里却各有侧重，章氏曾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截然两途，不相入也。”②可知章学诚阐述史学理论主要侧重在史意（也称“史义”）。问题是，章学诚平生论学力主史意，然在生前并未对其“史意”内涵作过明确的诠释，以致引起后世对其史意内涵的歧义。近十年来，学术界就如何理解章氏“史意”的问题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然而大都见仁见智，迄今未能达成共识。鄙意以为，以上问题之探讨，意义不仅限于其本身，还关系到当今学术界对史学的本质、史学的功能和史学的任务之认识，故陈一孔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章氏有关史意之论述
    章学诚平生论学力主史意，甚至将自己的整个史学体系的特点概括为“吾言史意”，章氏之所以如此标榜史意，是因为他认为史意在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他说：“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义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③又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④即认为：孔子作《春秋》，实开史学之滥觞。史学由史意、史事和史文三个部分所组成，其中史意最为重要，它决定撰史之宗旨，乃史家立言根本，至于史事和史文不过是藉以体现史意的载体，因而史意在史学的三部分中地位最为尊贵。为了更加形象具体地说明史意、史事和史文三者之间的关系，章氏又说：“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⑤也就是说，如果将史学比喻成人体，则史事如骨骼，史文如肌肤，史意如精神。
    从以上章氏对史意、史事和史文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来看，用现在一般通行的话说，史事即指历史事实，史文即指历史文辞，史意即指史学理论与观点。史意即指史学理论与观点，应该说学界对此并无疑义，然而章氏的史学理论与观点究竟是什么？其特点如何？学者们的看法就大相径庭了，其分歧主要产生于对章氏如下两段话的不同理解：
    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⑥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⑦
    据此，金毓黻说：“章氏之所自负者，惟在深通史意，亦即孔子自谓窃取之义也。”⑧柴德赓说：“所谓史意，实即孔子论《春秋》所云‘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的义。”⑨张立新说：“（章氏）认为，有见地、有见识的史学家，应具备两条标准：其一是精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是为说明‘纲纪天人，推明大道’。这是对他著史出发点的要求。其二是要以《春秋》为楷模，这是讲史书应达到的效果。实际上，两条标准讲的是一个意思，即史学之精神或‘史意’。由此认为，他所说的史意，就是指孔子著《春秋》的意图和目的。”⑩以上三人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认为章氏史意，当指孔子作《春秋》所谓自取之义，而孔子自取之义当然是指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思想。侯外庐说：“这可见他的‘史意’一名，略当文化发展史的理论，也即是他说的‘议文史未能自拒于道外’。”（11）即认为章氏史意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文化发展史理论。仓修良说：“什么是史义呢？实际上就是史家写史所体现的观点与见解，史家总是用自己的观点来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历史规律。”（12）即认为史意主要特指探索历史规律。赵俊说：“史‘义’贵在创新。”（13）即认为史意主要特指创新。可见学界对章氏史意之解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经过对章氏以上两段文字的反复研读，鄙意以为：章氏上段文字，主要是藉孔子作《春秋》之例，旨在说明史意在史学中的重要性，至于史意所要反映的特定内容是否与孔子一致，文中并未提及。章氏下段文字的上半部虽然说到“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那也是“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即从孔子的角度而言，章氏对此态度如何，并未曾言明。章氏下段文字的下半部，所云“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则为引用司马迁语，至于章氏本人是否同意该语句就是史意的特指内涵，亦不曾明言。鄙意以为，章氏以上所言，最多只能说明这样两层意思：其一，章氏举孔子作《春秋》以“纲纪天人，推明大道”为义旨之例，说明学者著书立说必求史意。其二，又举出司马迁撰《史记》为体现“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史家义旨之例，说明在史料剪裁标准上，凡是能够体现史家义旨的史事则详之，否则略之，不必顾忌常人之成见；在选择史书体裁时，凡是能够充分体现史家义旨内容的则用之，否则弃之或改之，不必拘泥体裁之成例。在此基础上，便可独断一心，书成之后，自可成一家之言，无愧前贤而传诸后世。至于章氏本人的史意特指内涵如何，两段引文中皆未置一词。
    也许有人会认为，章氏所举孔子“纲纪天人，推明大道”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两例，暗示着他的史意特指内涵就是以上两点。鄙意以为，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也可能还有第三种答案。若要真正了解章氏史意的特指内涵，就不可停留在反复纠缠章氏所说的某一两段字句上，而应当从章氏的整个史学理论体系及其方志学的理论和实践中，去进行综合性考察和进一步印证。孔子云：“听其言而观其行。”史意乃章氏史志理论之灵魂，章氏史学理论体系及其方志学的理论和实践势必要体现这个核心内容。只有这样做，才能拓展思路，得到比较令人满意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