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种重视理论的学风背景下，章氏“史意”说当然得到高度的评价，然而章氏史志理论在当代著史修志的实践中，却几乎没有得以实行。究其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其一，出于尽可能保存一定信息量的考虑。按照章氏的“史意”说，史家著书立说，旨在探索事物规律性的认识。根据这一主旨，史家对搜集到的史料须进行大量的剪裁，凡是能够充分体现这一主旨的史料则留之，未能充分体现这一主旨的史料则弃之。就章氏本人而言，这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而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是有差别的，更何况后世之人，随着时代形势的发展变化，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也会发生变化。前人以为无用的史料，后人却可能认为十分珍贵；前人以为珍贵的史料，后人却可能认为是糟粕。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因而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应当把眼光看得更长远一些，在撰史修志的过程中，尽量保存一些必要的史料内容，以供后人裁择。其二，当代浮躁的学风。当代流行浮躁的学风，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浮躁学风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求大。即书写得越厚越好。书只要写得厚，就会产生震撼力，人们就会认为有水平，有深度。至于是否果真如此？现代社会节奏快，读者恐怕寥寥无几，所以就不得而知了。这显然与章氏“词尚体要”的要求相悖。二是求快。写厚书，毕竟耗时费力，现代人急功近利，不暇思索而千言立就。这显然与章氏“贵专家之学”的要求相违。其三，众手成书的普遍模式。当代倡导集体攻关，盛行课题组招标。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成书周期短，出书部头大；缺点是：观点不一，甚至出现矛盾。这显然与章氏与“成一家之言”的要求相左。
    后世不能实践章氏“史意”说，不等于说章氏史学理论没有进步意义。在当时考据学风十分盛行的时代，章氏提出“史意”说，对持世救偏无疑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此外撰史修志，以史明道，作为常理，也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对章氏“史意”说还是应当肯定的。
    ①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8页。
    ②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家书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③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二《内篇二·言公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1-172页。
    ④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内篇三·史德》，第219页。
    ⑤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六《外篇一·方志立三书议》，第574页。
    ⑥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内篇五·申郑》，第464页。
    ⑦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内篇五·答客问上》，第470-471页。
    ⑧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237页。
    ⑨柴德赓：《史学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2页。
    ⑩张立新：《章学诚“史意”概念发微》，《贵阳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
    （11）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93页。
    （12）仓修良：《章学诚的“成一家之言”》，《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2期。
    （13）赵俊：《说“义”--史学批评范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5期。
    （14）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内篇一·书教下》，第49页。
    （15）《章学诚遗书》卷九《报黄大俞先生》，第77页。
    （16）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内篇五·申郑》，第463页。
    （17）郑樵：《通志·总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18）郑樵：《通志》卷七十一《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
    （19）白寿彝：《马端临的史学思想》，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5页。
    （20）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樵研究小组：《郑樵史学初探》，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二），第319页。
    （21）杜佑：《通典》卷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页。
    （22）马端临：《文献通考·总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页。
    （23）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内篇五·申郑》，第4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