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意与修志
    作为史评家，章氏曾立志改写内容浩繁芜杂的《宋史》，以便将自己的史学理论，尤其是史意之说，贯彻进去，证明己说之不诬。惜其未成，留下终生遗憾。改写《宋史》宏愿虽未能实现，但其所修《湖北通志》、《和州志》、《永清志》和《亳州志》的部分内容，以及一些有关方志理论的文章，却得以传世，使我们今天仍然有幸可以从他的方志理论及其修志实践中，考察史意之说的具体运用情况。
    《湖北通志》是章氏所修方志中较晚的一部，也是较为成熟的一部。该志在体例上的最大特点，即所谓“三书”、“四体”。“三书”，是就其整体结构而言的，因其由志、掌故和文征三大部分组成，故名；“四体”，是就三书之一“志”的内部体例而言的，因其由外纪、年谱、考、传四种体例组成，故名。
    清末著名学者梁启超曾对三书之间的主次关系进行了说明，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向来作志者皆将‘著述’与‘著述资料’混为一谈。……实斋‘三书’之法，其《通志》一部分，纯为‘词尚体要’，‘成一家之言’之著述；《掌故》、《文征》两部分，则专以保存著述所需之资料。既别有两书以保存资料，故‘纯著述体’之《通志》，可以肃括闳深，文极简而不虞遗阙。……其保存资料之书，又非徒堆积档案谬夸繁富而已，加以别裁，组织而整理之，驭资料使适于用。”（26）可谓知言。
    既然章氏《湖北通志》采用自己所创之“三书”、“四体”新体例，意在提高三书中“志”书的地位，以体现史意，成一家之言，那么他在所修《湖北通志》的“志”书部分中是怎样体现史意的呢？章氏曾撰写《方志辨体》一文，主要论述如何处理通志、府志、州志和县志之间的关系问题，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当时地方上修志，在处理不同级别方志之间的关系时，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将若干县志相加而成州志，若干州志相加而成府志，若干府志相加而成通志；反之亦然，即通志可分成若干府志，府志可分成若干州志，州志可分成若干县志。以这种办法来处理各级方志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多次重复相同的内容，实在没有必要。针对这种情况，章氏在这篇文章中说：“所贵乎通志者，为能合府、州、县志所不能合，则全书义例，自当详府、州、县志所能不详。既已详人之所不详，势必略人之所不略。”（27）那么何谓“详人之所不详”，“略人之所不略”呢？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章氏举《湖北通志》之《山川》一门为例，进行了具体明确的阐释：
    湖广旧志《山川》一门，取各府、州、县志载山川名目，仍依府、州、县次排列，山川名下之注，亦照册排列，此亦世俗通例，未足深怪。但如此排写，占纸四五百番，实与府、州、县志毫无分别。余意此等只应详州、县志，府志已当稍裁繁注，况通志乎？因聘明于形家言者，俾叙湖北十一府州山川形势，上溯夔、峡，下接江西，盘旋数千里间，分合回互，曲直向背，为长篇总论，而山川名目，有当形势脉落起伏响应者，则大书以入文裁，仍加分注，以详坐落，其文洒洒，凡三千余言，观者朗诵一过，则数千里间形势快如掌上观纹。至于无当形势脉落，支流断港、堆阜小丘，则但以小注记其总数于所隶州、县之下，且尽删其注文。前以所隶州、县为经，后以总论山川为纬，略仿《禹贡》、《职方》义例，用纸不及三十番，而大势豁然，可谓意匠经营，极尽炉锤之工者矣。（28）
    这就是说，湖广旧志《山川》一门，将所属各府、州、县志书记载的全部山川，乃至这些山川在原来所属府、州、县志书中排列的先后次序、山川名下注文，原封未动地照搬过来，不仅废纸四五百页，而且与所属府、州、县志书毫无区别，似此便当剪裁，即所谓“略人之所不略”。在重新撰写《湖北通志》之《山川》门类时，首先应作长篇总论，重点将湖北由西向东大的山川走势写清楚。其次撰写山川的具体内容。在撰写这部分内容的过程中，无论某山某川，凡其规模足以影响大的山川走势者，则毅然写入志内，并可保留注文，以明其所在位置；其规模不足以影响大的山川走势者，则概不收入，其名下注文亦当全部略去，只将这些略去山川的总数以小注的形式，载于所隶州、县篇内便可。这样一来，湖北山川的走势，总的脉络，就会如掌上观纹，一目了然。此即所谓“详人之所不详”。
    由此可知，略人之所不略，详人之所不详；删去各府州县志书次要内容之枝叶，凸显湖北山川大的走势之主干，当为章氏撰写《山川》门类之主旨。而《山川》门类不过是《湖北通志》的冰山一角，以此推之，集中主要内容，便于人们掌握地方发展的一般规律性认识，应为章氏编纂《湖北通志》乃至在整个方志学理论与实践上的指导思想。
    五、史意与校雠
    除《文史通义》之外，章氏还有一部比较重要的著作--《校雠通义》。“校雠”之义，一般指考订书籍，纠正讹误。然而章氏对此却有不同理解，他认为校雠除了这些基础性工作之外，更应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说：“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29）又说：“后人著录，乃用之为甲乙计数而已矣，则校雠失职之故也。”（30）即认为：古人编写校雠目录类著作之初，并非仅依据书籍的不同性质进行分类，若仅依据书籍的不同性质进行分类，只一名掌故令史官员即可办到。而后世之人迷踪忘本，编写校雠目录类著作仅依据书籍的不同性质进行分类，这便失去校雠目录类著作之本意。既然如此，编写校雠目录类著作又当如何去做呢？章氏又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31）这就是说，编写校雠目录类著作应如汉代刘向、刘歆父子一样，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主旨。
    章氏是这样说的，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在校雠学上，他发明了著名的“互著法”和“裁别法”。关于互著法，章氏解释说：“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32）就是说，当一本书的内容在图书分类法上兼有两种性质，如经部的易家便与子部的五行阴阳家相通，可在经部的易家和子部的五行阴阳家之下分别加以著录。这样两相著录，不仅可避免读者在查阅某类内容图书时发生漏检现象，更重要在于“书之相资者，非重复互注（同于“互著”）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33）。即使学术史上某一学术流派论著完完整整，从而搞清该学术流派的来龙去脉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发展特点。关于“别裁法”，章氏这样解释说：“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34）就是说，当一本书收录另外一本书时，就应当将另外这本书析出，归入到与其内容相宜的门类中去，而且无须与原书两相互注。此种方法虽与互著法不同，但目的都是一个，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通过以上两例，可知章氏是非常注重辨清古往今来各种学术流派的源流，其实章氏在本书的叙文中便已开宗明义地说明了撰写本书之目的，即：“今为折衷诸家，究其源委，作《校雠通义》，总若干篇，勒成一家，庶于学术渊源，有所厘别。知言君子，或有取于斯焉。”（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