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意与历史编纂学
    自古以来，中国史籍都是按照史书体裁进行分类的，而章氏则不然，他根据史著与史料的不同性质，首次将史籍区别为两大类，即“撰述”与“记注”。关于撰述和记注的概念，章氏在《文史通义·书教》篇中说：
    《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闲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14）
    这就是说，撰述要求见解精辟，预知未来。章氏在其他场合也称之为“著述”，或“专门著述”等；记注要求分类清楚，内容包揽无余。章氏在其他场合也称之为“比类”、“比类纂辑”和“整齐故事”等。
    至于撰述和记注二者之间的关系，章学诚在《报黄大俞先生》一文中说：“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而不可。”（15）韩信用兵，须运筹帷幄，用心用智；萧何转饷，须粮草充足，保障后勤。可见在章氏心目中，撰述是第一位的，记注是第二位的。然而二者又是交相为用，缺一不可。记注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在保存原始资料，供撰述所剪裁，并解决撰述在剪裁史料之后挂一漏万的后顾之忧，一言以蔽之，即记注为撰述服务。
    平心而论，章氏把中国古代浩若烟海的史籍仅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部分，图书馆似此分类几乎没有意义，读者也难以藉此查找资料。其实章氏在历史编纂学上所以如此立论，其旨趣并不在于讨论史籍分类的本身，而是为了提高撰述的地位。如前所述，撰述乃是史家藉以体现自己史学见解的著作，换句话说，也就是史家藉以体现史意的著作。章氏在上段引文中指出：撰述“神以知来”，“欲来者之兴起”。由此可知，其“史意”的特指内涵就是鉴往知来。
    三、史意与史评
    章氏既然是史学评论家，且平生以标榜史意为特点，自然在评价历代史书时，便会以是否具备史意为标准定其优劣，从中我们便有可能窥见其“史意”特指之内涵。章氏平生最推崇的是宋代史学家郑樵及其通史体裁著作《通志》，他在《文史通义》一书中特置《申郑》篇予以褒扬：
    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16）
    这就是说，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成纪传体通史《史记》之后，东汉史学家班固继承其纪传体例，而摒弃通史体裁，撰成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此后所谓正史皆秉承班固断代为史的遗规。唯有郑樵颇具史识，认为古人著史，首重义旨，而史书要体现义旨，通史体裁最为合适。司马迁《史记》虽为通史体裁，然其纵贯有余，因资料搜集尚不能称丰赡，故横贯稍逊；至于班固《汉书》，因袭《史记》纪传体体例，全无创新，尤其是断代为史，流弊千年，似此皆须匡正。遂取三千年遗文故册，以通史体裁撰成《通志》一书，终成一家之言。
    由此可见，章氏之所以褒扬郑樵，主要是因为他能够秉承通史家风。那么郑樵究竟是如何秉承通史家风的呢？搞清这一点，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章氏“史意”之内涵，是会有帮助的。众所周知，郑樵《通志》以“会通”名世，关于会通的重要意义，郑氏在该书《总序》中有明确说明：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17）
    从郑氏赞扬孔子之语中可知：所谓“会”，就是汇集天下之书，达到天下同文的目的；所谓“通”，就是将历代重大历史事件按照时间先后的发展顺序贯穿起来，探索其发生源流，梳理其发展脉络，以实现“极古今之变”的著书义旨。这就很清楚了，郑樵之所以力主会通而撰写通史，就是为了同天下之文和极古今之变。关于郑樵力主撰写通史，旨在极古今之变这一点，在其所撰《通志》一书中还有具体的体现。
    《通志》中之《二十略》，为郑樵所独创，最为学界称赞。《二十略》不仅系通史性质，而且在内容较为庞杂、头绪较为纷乱的《六书》、《七音》、《天文》、《地理》、《礼》、《乐》、《职官》、《食货》和《昆虫草木》等略中，又分别设置了类例，使其庞杂纷乱的内容有类可分，有例可归。郑樵解释其功能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18）这样一来，上述门类的学术发展脉络便会清晰，不致因内容繁复而受到影响，便于人们了解其中的内在的学术规律。由此可知，类例的设置与采用通史体裁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只不过是具体而微罢了。白寿彝先生称其为郑氏“会通的逻辑根据”（19），信为知言。
    《二十略》而外，《通志》纪传部分基本上是根据正史损益而成，因系二手资料，故学界评价相对较低。不过有些学者仍然认为，纪传部分也有其特殊的学术价值和作用。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樵研究小组在《郑樵史学初探》一文中便说：“我们认为，从研究各代的历史来说，不看《通志》的纪传而看正史是可以的，因为《通志》毕竟不是第一手资料。但是要研究郑樵，研究中国史学的发展，却不能不读它，因为我们从他对旧史的损益中，可以看出他的取舍、增删、改写、编排的原则，从而看出他的史学思想和编纂方法。”（20）郑樵以会通为治学特点，他在编纂方法上对旧史纪传部分进行的取舍、增删、改写和编排，当然是为了突出“极古今之变”的史学思想服务。
    《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合称“三通”。章氏对以“会通”为著述义旨的《通志》十分推崇，对唐人杜佑以“将施有政”（21）著述义旨的《通典》也予以肯定，唯独对元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大加贬抑，原因在于《文献通考》有“通”之名而无“通”之实。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总序》中说：该书的旨趣在于“博闻而强识之”（22），即意在广泛搜集史料，使其内容丰富。史料搜集宏富，而少有剪裁，当然枝叶繁茂，使人们很难从中看出历史发展过程中规律性的东西，因而遭到章氏的极力贬低，他说：“郑君……不幸而与马端临之《文献通考》并称于时，而《通考》之疏陋，转不如是之甚。末学肤受，本无定识，从而抑扬其间，妄相拟议，遂与比类纂辑之业，同年而语……岂不诬哉？”（23）即认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实为保存资料之类书，毫无史识，却攀龙附凤，与《通志》比肩，妄僭“通”名。
    一般来说，凡具通史体裁名实者，章氏皆持肯定态度。他说：“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义例所通，则隔代不嫌合撰。”（24）为何章氏对通史体裁如此情有独钟呢？我们从他另一段话中可以得到某些启示：“然通之为名，盖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25）这里从“通”字的本义说明通史可达于大道，那么何谓“大道”呢？鄙意以为，由通史而达于大道，只能是探求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即章氏所谓之“神以知来”和郑氏所谓之“极古今之变”，此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