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种研究范式的反思
    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传统世界史”和“新世界史”这两种相互并存的视域，滋生出历史考察以及历史书写的两种研究范式，它们各自的优势、特点与局限，值得当下史学界从比较的角度做一辩证的理性反思。
    应该指出，“传统世界史”的研究范式之所以一直延续，为诸多的历史学家所遵循与信守，其中的一大主要缘由还在于它满足了历史研究的两个基本要求，即对信史的求实“求真”与纵向的“鉴古知今”。
    探求信史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功能。将眼光聚焦在具体的问题上进行个案研究和微观研究，既容易搜集资料，也便于做细致考察，对彰显这一功能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史料尤其是原始资料是历史研究的根本基础，而历史的书写更是以历史研究的深入为基础的。缺乏深度、精细的历史研究，不可能产生影响恒久的一流研究著作。只有依据翔实史料去进行解读和分析，才能够获得对历史现象接近历史实际的认识。脱离史料去探究历史，或者仅靠一鳞半爪的资料、在研究著作中转引二手材料，其结论必然是空中楼阁，流于虚妄。国别史、地区史以及专门史的研究之所以始终作为历史学的研究范式而存在，主要缘由就在于它完全满足了历史研究的这个基本需求。巴勒克拉夫就指出，民族主义史学复兴的一个原因，是其历史学家“比较熟悉使用立即可以到手的、以本民族语言写的本民族史料”(18)。正是由于掌握了大量翔实的史料，历史学家们才能够将研究对象限制在一个相对便于把握的历史时间与空间之中，能够对其中的历史现象做聚焦式的探讨与细致入微的反复考量，使自己的研究最大限度地“求真”。
    纵向的“鉴古知今”也是“传统世界史”研究范式生命力之所在。由于世界发展格局和地缘政治仍旧是以国家尤其是大国间的关系为基础的，国家的独立、安全与民族的发展、崛起仍旧是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史学的“鉴古知今”功能必定会主要从中透现和折射出来，由此支撑“传统世界史”研究范式的存在与强化。马克垚先生就指出“叙述人类历史离不开时间、地点和事件，这三者都是在民族、国家之内发生的。研究人类历史，为的是了解过去，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有助于走向未来，这更不能离开具体的民族、国家”(19)。因此，从本国历史中获取本国、本地区社会现实所需要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就成为这一领域的历史学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鉴古知今”，就必须从历史的时间尺度，探讨各种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兴衰更替及其所含的历史规则和规律。
    正是基于上述缘由，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领域的学术研讨一直是史学界所沿用和循守的研究范式，从中不仅建构起诸多名家云集的著名学派，而且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更有不少可以传诸后世的经典性著作。诸如英国史学家自“牛津学派”、“麦克法兰学派”以来对本国宪政史的研究，自“剑桥学派”以来对西方思想史的诠释，美国“边疆学派”对美国疆域形成和拓展的研究，阿拉伯以及欧美史学家对中近东历史的探究，欧美学者对古希腊罗马、中世纪西欧、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领域的研究都堪可为证。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毋庸讳言，这一“传统世界史”的研究范式也有着明显的局限与缺陷。这一领域的不少学者所考察的问题其实都限定在某个国家、地区的某种历史现象上，其研究难免带有相当的封闭性与孤立性。由于缺乏横向的参照与比较，这样的个案探讨不仅难以对历史现象做新的深度诠释，而且也不易从中揭示历史的规则与规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信守“民族本位”、“国家本位”立场，这一领域的不少史家常常立足于民族、国家的现实需要去解读历史，自觉不自觉地模糊了历史研判的价值标准，弱化了对历史现象的解析力。因此，他们的历史解读与论证常常被扭曲，有的甚至带有严重的偏见和谬误。例如，被以往西方学者在近代宪政体制缘起的论证中所建构的“英国样本”和德国学者在论证近代德意志国家形成时所建构的“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即是如此。这类构成“西方中心”论的主要观点，也常常遭到当代西方史家的质疑与批评。英国史家巴特菲尔德曾对“英国样本”中的“辉格解释”模式予以严厉批评。他指出，这一样本对《大宪章》这样“一份封建时代带有封建性的文献”的曲解，是一种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的“辉格”式解释，其将历史事件与历史语境割裂开来，完全按照当下的需要去裁量历史，必定赋予史家以浓厚的“情感谬误”，由此“编写出能够确认现实甚至美化现实的故事”。(20)另一英国史家埃尔顿曾对德国史学家的“民族本位”立场进行尖锐的批判。他指出：“大多数十九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的民族主义信念，有助于对几代人灌输关于历史的误导性的知识，有时则是灌输有关历史的危害极深的信仰。”(21)
    “传统世界史”研究范式的上述学术缺陷，在“新世界史”的研究范式中逐渐被克服与超越。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优长之处是，它突破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固有界限，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横向的异同比较来考察自古代以来人类各个文明之间的碰撞与交流，15、16世纪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的发端、趋势与规律，尤其是现代以来“全球化”过程中人类所经历的“跨文化互动”和人类与自然的“互动”，成就十分突出；在文明互动、帝国扩张、跨文化贸易、自然环境变迁、传染病传播、大规模移民、信息与技术交流等重要问题上都有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重要建树。由此，“新世界史”的研究范式不仅改变了以往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条块分割的封闭化、孤立化的格局，大大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而且有助于人类历史共同发展规律的探讨。此外，这一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民族本位”、“国家本位”，对于破除“欧洲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对于摆脱了民族国家的情感带来的对史家学术取向的干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新世界史”的研究范式也难免有急需克服的局限。首先，对世界史做宏观、整体的横向联系的研究，涉及诸多国家和民族，要从中提炼出诸多相同的或类似的现象来进行分析、归纳与演绎、整合，并从中揭示某种历史规则与规律，难度极大。这既需要拥有齐备的语言知识，也需要对诸多国家、民族的地缘、历史与文化传统有一个清晰的把握。其次，“新世界史”的研究固然是注重诸多同类历史现象的横向联系乃至互动，但也免不了对这些现象的流变有一个纵向审视，由此势必要结合历史时代的特点和社会阶级、阶层的属性来进行分析。就这两方面而言，不少“新世界史”的研究还做得远远不够。一些著述多采用的是二手材料或从别人的成果中转引的资料，有的甚至完全依赖于综合别人的研究成果；在分析问题时，往往脱离社会背景来解读历史现象的滋生与流变。正因为如此，“新世界史”的著述在获得赞誉的同时，也招致史学界的诸多批评。有史家就对建立“新世界史”的价值及为之付出的努力深表怀疑，认为在历史学家们以此范式所编撰的大部头著作中，人们“获得的往往是世界历史的支离破碎的残片，杂乱无章，很不美妙”。也有史家指出，一些研究是以“间接知识”为基础，且试图将整个世界囊括其中，也就“把历史降低成为一些泛泛而谈、含混不清的结论”。就连倡导“新世界史”研究的巴勒克拉夫也不得不承认，“越是强烈地相信需要用全球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史，历史学家们便越容易认识到撰写这种世界史过程中所包含的问题和实际困难。至今，试图撰写世界史的努力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22)。也正因为如此，对全球史的理论、方法深有研究的美国学者柯娇燕只好认为，在历史学“训练基础和致力于生产原初知识(original knowledge)方面，历史学家和全球史作者很少有共同之处”。“全球史”是要“利用其他历史学家所做的研究”，从宏观的整体与联系的角度来揭示历史的变动与意义。因此，全球史应属于历史编撰学的范畴，是“一种思考和写作模式”。(2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界史”的研究范式，名之曰以“全球”的视野来审视世界，但往往是从“西方”的眼光来考量世界，即从“西方模式”的缘起、发展、外传来揭示“世界”的建构与“全球化”的一系列问题。因而，实际上也或多或少地隐含着“西方中心”论的思绪。巴勒克拉夫认为，斯塔夫里亚诺斯提出“站在月球上观察世界”的立场、方法虽然要客观一些，但其贯彻的则是一种“经过掩饰的西方中心论”，且这种立论“并不是绝无仅有”。(24)如果我们仔细辨析，情况也的确如此，在不少“新世界史”的著作中，“西方”依旧被看作整体“世界”建构的源头与动力，是历史的主流，而非西方的地区则是历史的“化外”，是在演化、拓展的“西方”世界面前被动“应战”的配角与附属物。这一学术取向甚至在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那里也不难发现。以研究史学理论见长的英国史家希尔斯特就批评道，在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不仅是独特的，而且它所缘起的古典和封建时代也是独一无二的，“西方完全就是历史本身的发展。资本主义在全球纳入从属于它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的过程中，创造了世界历史和普遍性。历史也就成了资本主义起源和向全球普及化的历史，所有其他国家、地区的发展模式仅仅在与资本主义历史相联系时才得以作为历史而存在”(25)。这种把由一个中心向外播化看作世界历史的统一性之“线性式”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一些当代“新世界史”学家已经对之予以质疑和否定，并注重从各种文明的接触点与相互关系来考量问题。然而，在“跨文化互动”乃至人类与自然互动的研究与阐述中，西方的主导地位及其相应的“话语霸权”仍旧隐含其中，以至于“全球史”学者时常提出要与之决裂。美国史家本特利就告诫道，应该“理解全世界人类的历史经历，而不是把一些历史经历看作完全特殊的、无从比较的并与其他人的经历毫无关系的”，这就决定了“全球史”的研究必须“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和其他民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26)
    对于“新世界史”的上述局限，我国史学界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马克垚先生指出，目前出现了不少按照“新世界史”理路编撰的“有新意的世界史”，尽管编撰者试图淡化民族、国家的内容而强调各文化、文明之间的交往，但“这些世界史也仍然是从西方出发看世界的”(27)。钱乘旦先生在肯定“新世界史”对史学发展的积极功用时分析说，也正是这一研究范式使其历史编撰带有明显的“甚至固有的缺陷”，即在书写横向历史时忽略了纵向历史，“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内容如民族国家、工业革命等很少或不被提起，甚至连这些字眼都不出现”。此外，否定民族国家历史的立场也有明显的负面作用，“有可能被某种意识形态所利用，为否定民族国家的当代合理性提供历史学依据”。(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