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正确路向
    在当下不同史学思潮相互碰撞、激荡的态势下，“传统世界史”与“新世界史”这两种研究范式在中国史学界究竟应该居于什么位置，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究竟应该如何发展?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校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路向，无疑是十分迫切的，也是极为重要的。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和“中国崛起”在世界格局中的显现，我们的世界史研究不断拓展深化。在准确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上，在多视角、多层次借鉴西方史学成果上，在原始资料的搜集与运用上，在对诸多重大历史现象的诠释上，在对相关历史法则与规律的探求上，在与国际史坛的联系与交流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我们在地区史、国别史、专门史等“传统世界史”领域中取得不少成就的同时，开拓出全球史、生态史、文明史等“新世界史”的研究领域。前不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据《关于增设世界史(外国史)为一级学科的建议书》，将世界史升格为历史学中与中国史、考古学并立的一级学科，下设“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外国古代中世纪史”、“外国近现代史”、“外国区域与国别史”、“外国历史地理学”、“世界文化遗产学”、“外国专门史”7个二级学科。可以说，我们的世界史研究已经告别原初性的萌发状态而日臻成型。正是在这一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有关“世界史”之研究取向乃至学科界定的讨论也随之萌生。这样的讨论汇聚了学术界的智慧与思考，提出来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见解，但如果仔细辨析，也存在一些困惑与偏见。这主要表现为“弃旧图新”的学术理路在其中时隐时现，即漠视甚至贬低由地区史、国别史、专门史等组合的传统的世界史，褒扬全球史、生态史、文明史等彰显的“新世界史”。这样的看法无疑是错误的，也是难以成立的。
    “传统世界史”在我们的世界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从纯学理的角度看，是由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所决定的。深入细致的微观的个案考量，是进行宏观的综合研究的基础；对单个国家、地区和领域的分别研究及其特殊规律的总结，则是对整个人类历史进行整体研究并从中揭示普遍规律的前提。脱离了这个基础，所谓“新世界史”的研究犹如沙中垒塔，必定会流于空洞演绎的宏大叙事。曾经大力倡导并践行“新世界史”研究的吴于廑先生就指出，用“通观”的视野整体考察世界史.“必须以对一个一个的关键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为前提。我们自己要研究，还要熟悉别人专门研究的成果和著述，尽管他们不一定是从较为宽阔的角度来考察的。没有这个前提，通观就会流于模糊，不清不楚，就不会是一种比较透彻的、在大小轻重之间能够取舍得当的通观”(29)。这也就是说，“传统世界史”和“新世界史”之间并没有一道“新”、“旧”截然分离的鸿沟，国别史、地区史和专门史不仅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对世界进行整体、相互联系之考察的前提。此外，在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永远都没有“终极真理”，历史学家对任何历史现象的解读都要受制于其特定的主体思维及理论、方法，由此而导致其考量、研判的路径不同，有时甚至存在很大差异，这就是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同时代甚至是同一时代的历史学家，对同一个历史现象的诠释是不可能相同的，许多“旧”的问题对当下的历史学家来说，必定仍然是“新”问题。既然如此，历史研究永远不存终结性的成果，也就无所谓“新”、“旧”之分。在理路与认识不断革新的情况下，“旧问题”照样可以做出新阐释，“旧领域”中必定也会不断产生新发现。因此，“传统世界史”的研究不仅是必需的，也必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那种“唯新是真”、“唯新是从”的做法明显与历史研究的学理大相背离。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克服“弃旧图新”的学术心态，给“传统世界史”以其固有的合理定位。
    “新世界史”研究无疑是史学界近年来的一个可喜趋势，前景广阔。这是因为它超越了地区史、国别史、专门史的范畴，以宽阔的视野聚焦于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相互联系、影响与现代普遍面临的问题，为历史研究及其编撰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传统世界史”的研究常常囿于有限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对历史现象做孤立的考察，这就决定了其“求真”“求实”的限度，因为对历史现象的考察只有在横向比较的观照中才有可能获得最大接近于历史实际的认知。也正因为如此，“传统世界史”固有的局限如不加以破解，必定会窄化人们的视野，甚至常常牵引我们走向“碎片化”的研究，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当然也就谈不上对历史规则、规律的求索。而在更广阔的角度上，对国家、地区发展的特殊规律探求，只有升华到对整个人类共同体发展的普遍规律的揭示上，才能够彰显历史学“晋世”的现实意义。
    显然，由地区史、国别史、专门史等组合的“传统世界史”，在当下构成了世界史研究的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客观现实。“新世界史”的缘起与发展为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提供了宽阔的视域，但它并不可能取代“传统世界史”，而是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发挥自己的学术功能。吴于廑先生就曾指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30)。刘家和先生则强调，若干的国别史的“小一”是建构“新世界史”之“大一”的出发点，而从若干国家之间的“交往中看”、“联系中看”，逐渐由“小一”到“大一”，才能建构作为“最高一级的有机整体”的世界史。(31)这就是说，“新世界史”不可能脱离“传统世界史”而独立存在，它的发展广度取决于“传统世界史”拓展的深度。当然，“新世界史”的开拓，反过来也必定会推动“传统世界史”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当下我们需要推进这两种旨趣不一、理路相异的研究范式继续发展，为中国世界史校准合理的学术路向。而要实现这一重要学术任务，史学界应该在如下诸方面付诸努力。
    首先，需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主体指导地位，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形成我们世界史研究的“学术定力”。与现代西方的各种史学理论不一样，唯物史观不是在某个层面、某个范畴上来解释现象的社会历史理论，而是对整个人类历史过程所做的具有历史哲学意义的系统思考，从根本上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与演进趋势。我们的一些学术前辈，正是依据唯物史观的指导而取得了突出成就。即便在当代西方，唯物史观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受到不少史学家的推崇。诸如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新左派”和日本的“进步史学派”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而在英国，一批史学家更是将唯物史观贯穿于研究之中，形成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产生了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与历史著作(32)。也正因为如此，巴勒克拉夫才指出，“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它在各种不同意识形态之国家，都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的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赞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巴氏还断言，尽管有各种质难与反对，“但是，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33)
    那么，究竟如何强化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南呢?对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种科学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的是理性思考的基础与方向，而非具体的历史答案与阐证模式。恩格斯早就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不应该“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34)因此，以唯物史观指导世界史研究，绝不是不分具体的时间、地点与场合去对有关的论述加以套用，更非径直在其中寻找所需要的答案，而是要将它的基本精神与理路融合到研究过程之中，对大量的史料做一梳理、互参与辨析，并依据最基本、最可靠、最本质的史料来对相关历史现象做全面解读与深入探析，对其中包纳的某些规则、意义做进一步学理阐发。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必须立足于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人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实践活动出发，去审视与考量相应的阶级、阶层划分，政治制度的拓展，思想文化的流播和社会生活的嬗变，探求各主要地区、国家和专门领域的各种历史现象及其各自的特殊规律，或考察跨地区、跨国界地探究文明的样式、物种的交流、经济交往、人与自然的互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普遍性的历史规律。唯有如此，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无论是“传统世界史”还是“新世界史”的研究，才能在诸多接近历史实际的现象“重构”中，在诸多相关法则乃至规律性的揭示中，获得实质性的拓展。强化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南地位，当然不是要拒绝和排斥国外的新理论、新方法。“唯我独尊”带来的只能是理论指导的“模式化”与研究取向的“同质化”，有害于学术探讨与发展。因此，以唯物史观来批判地借鉴域外的研究成果，鼓励不同路径的探讨与不同观点争鸣，是十分必要的。
    对西方史学成果批判借鉴，克服对其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则是我们厘清学理纷争、把握研究导向的又一前提。众所周知，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是在学习、借鉴欧美史学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建构与发展的，离开了这种借鉴，将会在“闭门造车”、自我陶醉中失去活力。但应该看到，西方史家所建构的诸多有价值的定义、概念、理论与方法体系，或是总结西欧历史实际而得出的，或是以西方的标准而演绎的，其中固然有许多普遍性真理，但也有不少只适合于西欧特殊性或西方发展模式的东西，也就必然存在着谬误。其中潜蕴的“西方中心”论或“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基调，难免对东方历史、西方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做出不切实际的阐释甚至歪曲。这些年来，我们对西方史学成果做了诸多有益的借鉴，但也存在严重缺陷。这主要表现为在不同程度“路径依赖”基础上对新理论、新方法的“断层式”的认同与接受。众所周知，西方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史学革命”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年鉴学派所开启，但传统史学研究本身也在不断自我反思与革新。此后几经流变，西方人逐渐对新史学末流所产生的碎片化、枝节化流弊进行反省，有的致力于以新的理路来深化“传统世界史”研究，有的则进行“新世界史”整体考察，还有人步入“语言转向”之历史叙事的“后现代主义”。与之不对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处于发端阶段的中国世界史研究，一直处在苏联史学研究的熏陶之下，长时间与西方学术处于隔绝状态。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研究几乎在还来不及全面系统地梳理与辨析西方学术成就的情况下，就直接处于西方“新史学”思潮的冲击与影响下，因而在借鉴西方学术的过程中处于一种“断层式”的状态，即撇开西方人在传统史学中的重构与创新，过度地聚焦在对其新史学路径的借鉴，而对西方历史研究的学术史很少有一个全景式的梳理、认知与参照，对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的互补整合趋势缺乏应有的兴趣与了解。由此，我们的研究明显地存在着“失衡”、“断裂”问题，带有片面化乃至畸形化的特征，对新的领域趋之若鹜，传统领域则常常被视为“过时”的旧学而受到冷落。我们在新史学领域开拓了不少“园地”，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对西方传统史学中的政治史、思想史、法律史、史学史、文献史、战争史、宗教史等领域中诸多问题论争、学理嬗变等前沿，则知之甚少。也正因为如此，在国际史坛许多重大问题的争论上，我们常处于“缺位”、“失语”的状态，难免因袭西方人已经或者正在被修正的学理模式或陈旧观点。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学理上“二律背反”的学术“奇观”：一方面，我们反对“西欧中心”、“西方文明优越”论，但另一方面，对西方一些包含着这种意蕴的传统领域研究的结论予以认同和吸纳。这种“弃旧图新”、“唯新是崇”的学术取向，带来的必然是对西方严重的“路径依赖”，受制于其特有的话语霸权，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必定是西方史学的“克隆物”或“复制品”。因此，在前瞻我们的世界史研究路向时，必须在借鉴西方史学成果时摆脱对其所存在的“路径依赖”，系统、全面地追踪和梳理西方各个主要史学流派的学术流变史，尤其是近年来西方“传统世界史”与“新世界史”逐渐分野、相互碰撞的学术发展史，对它们做一番解构、选择与过滤，剔除其中不合理的东西，吸收与消化其中的合理成分，以之作为我们研究的学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