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学者们对明代学术、学风所作的包括政治与学术层面、主观与客观等方面诸多相互矛盾的评价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明代的学术、学风是多样化的，既存在流于空疏的一面，也存在崇尚博学的一面。就博学而言，正如嵇文甫所说：“在不读书的环境中，也潜藏着读书的种子；在师心蔑古的空气中，却透露出古学复兴的曙光。世人但知清代古学昌明是明儒空腹高心的反动，而不知晚明学者已经为清儒做了些准备工作，而向新时代逐步推移了。试看上章所述云栖、紫柏、憨山、藕益诸大禅师，都是读书很多，主张博学广览。……晚明时代以读书稽古著称的，有胡应麟、焦竑、陈第、方以智等，稍前则有杨慎、陈耀文，而王世贞亦颇有根柢。”(12)这些崇尚博学的明代学者，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学术传统中的博学思想，以博学相砥砺并躬身践履；另一方面，他们针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风，提倡读书，主张积学博观以救敝振衰。就是在这种反思和批判由隐到彰的空疏不学之风的情势下，明代学界逐步形成了一股具有时代特征和广泛影响的主张博学会通以批判空疏不学的思想潮流。我们称之为“博学思潮”，并认为“博学思潮”是使明代学术呈现“博杂”特色的根源。就是说，正是由于“博学思潮”的存在和影响，明代学者将学术视野扩大到广阔的知识领域，以一种博大的气象、宽广的治学途径，在经学、史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其中既有总结前代学术并集其大成者，也有筚路蓝缕以启后代学术者，从而使明代呈现出有别于其他时代的学术特色。
    梁启超先生曾对思想与思潮之关系作过论述，他说：“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13)我们据此来考察“博学思潮”。首先，“博学”思想之于学者读书治学乃至个人修养都具有相当之价值。“博学”就是要求学者广闻博识，通贯综涉，兼收并蓄，强调学者自身知识储备的丰富性、深厚性。它不但是获取知识的途径，即通过各种方式方法积学储宝以待用，即所谓“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14)而且还是学者治学的根基，即所谓“为学第当知有归宿耳，始基固不可不博也”；(15)同时又是学者自身知识修养的目标和境界，即所谓“君子之学，必自闻见始。闻见以多为贵，必慎乎其所择。……学者求之不可不博，而择之不可不审也”。(16)其次，“博学思潮”是适应了明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博学思潮”是指在明代学界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和广泛影响的主张博学会通以批判空疏不学的思想潮流。与博学思想相比，博学思潮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影响的广泛性。所谓影响的广泛性，是指博学思潮不仅反映在少数学者的创作和主张之中，而且表现为众多学者自觉继承崇尚博学的传统，并最终汇聚成一股遍及整个学界的思想潮流。所谓现实的针对性，是说博学思潮是作为与当时社会上空疏不学之风相对立的批判思潮而出现的。
    “博学思潮”之所以在明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广泛而复杂的原因，其荦荦大者，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思想文化渊源、科举制度和明代社会的思想现实与风气。
    三 思想文化渊源之因素
    从思想文化渊源方面看，博学是中国历代学者根深蒂固的一种治学观念，它不但被历代文人学者视为治学之根基，而且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和境界，以至于有“一事不知，儒者之耻”(17)的极端说法。基于此，我们认为，博学思想是明代博学思潮发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它为明代博学思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并使博学思潮具有了发生可能。
    博学思想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孔子。《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研究孔子及其学说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论语》使用单字1500个左右，使用频率在60次以上的字词(作为固定词组的不计，如“子”431次，而不计“子张”、“子夏”、“子贡”等)仅三十多个。
    众所周知，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极为重要的制度变迁或转型时期，社会动荡，秩序混乱。为了改变“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孔子一生致力于重构以“仁”、“礼”为核心的社会伦理道德和政治秩序。我们从上表所显示的孔子对“人”、“仁”、“礼”、“行”、“学”、“道”、“闻”等字的频繁使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而从孔子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中，我们又可以窥见蕴涵其中的思想观念。
    孔子非常重视“学”，上表中的“学、问、知、行、闻、见”六者都与“学”直接相关。《论语》开宗明义提出“学而时习之”(19)就足以说明“学”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性，故刘宗周说：“学字是孔门第一义，时习一章是二十篇第一义。”(20)颜元更是认为：“孔子开章第一句，道尽学宗。”(21)客观地说，孔子提出的这一命题并非单纯的学习论，其最终目的是要将“学”落实到现实政治和伦理道德上。就孔子所谓的“学”而言，其内涵非常宽泛，不仅包含了“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和《诗》、《书》、《易》、《礼》、《乐》、《春秋》)等文本和技能方面的内容，也包含了为学的方法和要求等方面的内容，还包含了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同时，孔子还强调学与习(或知与行)的结合，重视从实践经验中获取知识并返诸实践。与“学”的内容和对象的宽泛性相适应，“学”的方式、方法也应是广泛的，或是基于此，孔子主张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手段去广泛学习，提倡“博学”。“博”字在《论语》中出现7次，其中有6次是表示“广博”之意(包括副词和使动用法)，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关于博约的论述。在《论语》中，博与约并举者凡三次，“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分别在《雍也》和《颜渊》二篇中重复出现，(22)另有颜渊所云“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23)尽管孔子在对博与约、文与礼关系的强调上有所侧重(如果联系孔子的政治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来看，他的侧重点应该是在“约之以礼”方面)，所论明显超出了为学的范围，但他提出的博约命题却对后世治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成为贯穿历代治学思想的基本主题。后世学者往往将博与约视为既互相矛盾又密切联系的统一体，言博不离约，言约不离博。正如刘师培所说：“孔门之论学也，不外博约二端。孔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故儒书所记，悉以博、约为治学之宗。”(24)然而，在对待博约关系上，学者们的认识并不统一，这主要是由他们的治学方法与路径的差异决定的。明清之际的唐彪就曾对此有过精辟论述：“学人博约工夫，有可合成一串者，有可分为两事者。《孟子》博学详说，似先博而后约也。《中庸》博学审问，是博之事，慎思明辨，是约之事。颜子博文约礼，皆似同时兼行，不分先后。外更有先约后博者，志道、据德、依仁之后，又有游艺工夫也。此三者，虽有或先或后，或同时之异，然皆可合为一串也。”(25)所谓“分为两事者”就是把博与约作为治学的不同阶段或境界，故有主张由博返约者，如汪琬说：“善读书者，始乎博，终乎约。”(26)有主张先约后博，博而再约者，如朱熹说：“为学须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约，中间一节甚广大，到末梢又约。”(27)这就是博与约的先后之分。所谓“合为一串者”就是把博与约视为一体，主张博约合一，如王夫之说：“约者博之约，而博者约之博。”(28)除此之外，对博与约的侧重或重视程度也存在差异。有强调博学的，如张载说：“惟博学然后有可得以参较琢磨。学博则转密察，钻之弥坚，于实处转笃实，转诚转信，故只是要博学，学愈博则义愈精微。”(29)阮元认为：“孔门论学，首在于博。”(30)也有强调约(专精)的，如戴震说：“学贵精不贵博。吾之学，不务博也。”(31)章学诚说：“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32)事实上，贵约(专精)论者都是博学硕儒，他们主张贵约(专精)并不是要否定博，而是强调在博的基础上做到约(专精)。如章学诚说：“博详返约，原非截然分界，”(33)“学欲其博，守欲其约。学而不博，是贷乏而不足应人求也；守而不约，是欲尽百贷而出于一门也，”(34)“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35)他们之所以提出贵约(专精)主张，主要是针对前人尤其是明人务博而不求约(专精)之弊而发。如戴震所指出的：“凡学未至贯本末，彻精粗，徒以意衡量，就令载籍极博，犹谓思而不学则殆也。”(36)博与约的关系是辨证关系，若偏执一端，那只能是“徒博无益，径约则谬。”(37)博是基础，约(专精)是在博的基础上的深化和升华，二者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所谓“学之杂者似博，其约者似陋，惟先博而后约，然后能不流于杂，而不掩于陋也”，(38)正揭示了这一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