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后世治学思想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历代学者对其博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上，还表现在读书治学的实践上。众所周知，孔子以博学著称，在当时即有“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赞美。(39)他也自称是“博学多识者”，(40)这就表明了孔子是在有意识地躬行践履自己的博学思想。随着儒家正统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逐步确立和发展，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更是“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41)由于孔子作为万世师表的典范作用，博学也成为了中国历代学者在读书治学乃至修养上追求的目标和境界，学者们往往以博学励己勉人，此类论说见诸文献者历代不绝，如汉代王充说：“夫壮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达疏通。故博达疏通，儒生之力也。……使儒生博观览，则为文儒。文儒者，力多于儒生。”“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者也。……学士之才，农夫之力，一也。能多种谷，谓之上农；能博学问，谓之上儒。”(42)南朝梁刘勰说：“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43)北齐颜之推说：“爰及农商工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夫学者，贵能博闻也。”(44)唐代刘知几说：“‘一物不知，君子所耻。’是则时无远近，事无世巨细，必籍多闻，以成博识。”(45)宋代苏轼主张“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46)明代王延相说：“学博而后可约，事历而后知要。”(47)胡应麟认为：“凡著述贵博而犹贵精，……博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难其人。”(48)清代章学诚认为：“大抵学问文章，须成家数，博以聚之，约以收之。”(49)如此等等，俯拾皆是，而以博学擅名者更是举不胜数了。
    综上所述，博学思想源远流长，历代学者在治学过程中或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受到博学思想的支配和影响，由此也形成了贯穿古今的崇博尚通的治学传统。这一思想为明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兴起的反拨空疏不学之风的博学思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随着空疏不学之风的由隐到彰，个体性的博学思想汇聚为群体性的博学思潮的可能性也逐渐增大并最终形成。所以说，博学思想是明代博学思潮发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四 科举制度之因素
    从科举制度方面看，明代是科举制度的完善期和鼎盛期。虽然利弊兼有，但科举弊端较之唐宋更加明显和突出，集中体现在学术视野狭窄、徒务虚文空言等方面，为空疏不学之风的滋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氛围，同时也为固守博学传统的学者提供了反思和批判的目标和对象，促成了博学思潮的发生。
    科举制度为深受儒家“学而优则仕”(50)思想影响的读书人搭建了一个实现由学入仕的平台。因此，自科举制度确立以来，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与科举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有“居今之世，虽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之说。(51)且不论科举制度本身的优劣，仅从影响方面来看，它对人们(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在客观上，它促成了鼓励读书的社会风气；在主观上，它促成了尊重知识的社会观念。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此就与本文关系最密切者稍作论述。
    首先，科举制度造成了学术视野狭窄、知识结构单一的弊端。众所周知，自科举制度确立以来，经学便一直是科举考试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明代是科举制度的完善期，主要表现在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化、程式化上。明以前，虽然对儒家经典及注本已经做过许多规范化的工作，如唐代的《五经正义》、宋代的《十三经》注疏、元代的《四书》《五经》等都是儒家经典及其注本规范化的结果，但这种规范化的工作至明代才得以最终完成。“(明)太祖时，士子经义皆用注疏，而参以程朱传注。成祖既修《五经四书大全》之后，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主”。(52)因而士人只能以程朱理学为准的而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异议。“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可缓以言《诗》、《易》，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书》，言《春秋》，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顾科举行之久矣，言不和朱子，率鸣鼓百面攻之”。(53)由此而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普遍性的认识：“学者治一经四书外，即能作制义，中甲乙科。后生有窃看《左氏传》、《太史公书》，父兄辄动色相戒，以为有害。”(54)这样，士人的思想、言行完全被钳制在程朱理学的藩篱之中，“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55)这种高度规范化的科举考试使士人的学术视野从博大精深的传统经学逐渐转向了一种狭隘的科举规范下的经学，“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56)从而造成了士人学术视野狭窄、知识结构单一的流弊，并且随着规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这一流弊也越来越凸显。
    其次，科举制度造成了徒务虚文空言、不切实用的弊端。明代统治者举办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但从结果来看，却背离了统治者的初衷，诚如朱之瑜所说：“明朝以制义举士，初时功令犹严，后来数十年间，大失祖宗设科本旨。主司以时文得官，典试以时文取士，竞标新艳，何取渊源。父之训子，师之教弟，猎采词华，埋头占毕，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穷年皓首，惟以剽窃为工，掇取青紫为志，谁复知读书之义哉！既不知读书，则奔竞门开，廉耻道丧，官以钱得，政以贿成，岂复识忠君爱国。”(57)无怪朱元璋自己也感叹道：“朕设科举，求天下贤才以资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词，及试用之，不能措诸行事者甚众。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之，甚非所以称朕意也。”(58)造成这种徒务虚文空言、不切实用流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士人受到功名利禄的诱使，困顿于场屋，“敝精疲神，穷年皓首，所得者章句训诂之美，所安者吟咏诵读之勤，求其本旨，则颠迷惑乱，旷荡忘返，上不足以事君亲，下不足以抚民物”，(59)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考试内容的记诵和考试形式、技巧的揣摩上。从内容方面看，由于程朱理学是科举考试的惟一依据，士人只能在钦定的程朱理学的传注中寻章摘句，更养成了一种脱离实际、死背教条的投机心理，从而导致了士人的抱残守缺，不究实用。从形式、技巧方面看，八股文是一种具有规范格式且具特色的文体。客观地说，作为一种文体，八股文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统治者把它作为“载道”工具的考试专用文体，遂使这一文体形式带上了浓厚的功利色彩，因而为服从钦定的意识形态的内容需要而不免削足适履，为适应考试规范化的要求而趋于程式化。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随着这种八股模式日益固定和僵化，形式和技巧至高无上，至于能否表达真情实感、能否反映真才实学则变得并不重要。往往一篇标准的八股文，形式非常完美，但内容空疏，废话连篇。”(60)前贤时彦对此已有颇多论述，兹不赘。
    当然，学术视野狭窄、徒务虚文空言的流弊并非明代独有的现象。如宋代叶梦得曾指出：“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教者亦未必皆读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率多遗误。”(61)正是由于士人埋头于举业这一狭窄的知识领域之中，而对此外的广阔知识领域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完全背离了传统学术的博学精神，所以有识之士往往视之为“束书不观”，斥之为“无根”之学。而明代科举的完善和鼎盛，使其弊端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戴名世云：“古者先王之教兴，士自小学以入大学，举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莫不犁然具备，以故施于天下后世，而功名直昭垂至今。其理载之于书，书具在，后之人弃而不务，而研精覃思以从事于场屋之文。夫从事于场屋之文，不可以谓读书也，世之人第以是为读书之事已毕矣。夫以从事于场屋之文为读书，以科第富贵为功名，是故世之无功名者，由世之无读书者也。”(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