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可见，科举制度造成学术视野狭窄、徒务虚文浮言等弊端，为空疏学风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即如顾炎武所说：“今之经义策论，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63)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流弊与博学传统相抵牾，因此受到了当代学者的批判。如杨慎说：“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其割取抄节之人，已不通经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汉人为唐人，唐事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为二人，二事合为一事者。”(64)徐乾学说：“自经义之作，足以投天下之学士敝耗岁月，以干禄仕，于其他古文辞皆不暇以为，至于无一能则已矣。”(65)廖燕说：“明制，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66)张岱认为：“我明人物埋没于帖括者甚多，我明文章埋没于帖括中者亦甚多。盖近世学者，除《四书》本经之外，目不睹非圣之书者比比皆是。间有旁及古文，怡情诗赋，则皆游戏神通，不著要綮，其所造诣，则不问可知矣。”(67)等等。学者们不仅对科举之弊进行反思和批判，而且在学术实践上也能贯彻其博学思想，为明代博学思潮的发生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以及学者群体上的保障。可以说，正是科举制度导致的空虚无学，从反面促成了博学思潮的发生。
    五 政治思想现实及风气之因素
    明朝是中国文化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朝代，既有对前朝往代积淀深厚的文化遗产的总结，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者，又有创新和开拓，对后世尤其是对清朝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者。明朝建国之初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至中后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由于统治者穷于应付这些纷至沓来的危机，所以对思想领域的控制也就自然而然地有所减弱了。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士商的频繁互动，使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及风气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明朝初期创立的基本体制已难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要求，有识之士开始寻求学术和政治上的突破，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明代这一特定的政治思想现实及风气既为空疏学风、卑弱士风滋生提供了土壤和环境，也为博学思潮提供了批判的对象和发生的契机。陈献章、王守仁即是开启明代学术分化之端的关键人物。
    陈献章为学“以自然为宗，而要归于自得。”(68)他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学者“各标榜门墙，不求自得，诵说虽多，影响而已，无可告语者”，(69)于是提出学贵“自得”以救其弊。同时，他针对当时士人因循附合、谨守程朱理学的僵化学风而提倡“学贵知疑”这些主张对于正统的程朱理学无疑是巨大的冲击。继之而起的王守仁创立的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学说在思想学术领域的影响更是既深且广。王守仁将造成矛盾激化、危机日深的社会现实的原因归结为士风衰薄、学术不明。究其原因，则是士人蔽于物欲，奔趋于名利之途而不知圣贤之学，这种功利性的风气不仅不能补偏救弊，反而促成了社会的腐败。因此，王守仁提出了“明学术，变士风，以成天下治”(70)的救世主张。王守仁殁后，王门后学继续推广先师学说，使阳明之学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和更为广泛的传播，故黄宗羲说：“阳明之学，得门人而益彰。”(71)但是，亦如黄宗羲所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72)衍至末流，背离师说宗旨、趋于禅化的趋势更为明显，突出表现在对阳明学说的极端的片面的发挥。在此情势下，王学末流空谈明心见性而不务经世之学、束书不观等弊端暴露无遗，也促使曾风靡一时的阳明学说的式微。这里需要对常为学者诟病的王学末流束书不观之风稍作辨析。
    王守仁对于读书的认识具有两面性。王畿说：“或谓先师尝教人废书，否，不然也。读书为入道筌蹄，束书不观，游谈无经，何可废也？古人往矣！诵诗读书而论其世，将以尚友也，故曰：‘学于古训乃有获。’学于古训，所谓读书也，鱼兔由筌蹄而得，滞筌蹄而忘鱼兔，是为玩物丧志，则有所不可耳。”(73)一方面，王守仁否认有“生而知之”者，圣人也不例外，故而主张通过读书以获知，尤其是读经书。通过读经书就有可能获得蕴于其中的“吾心之常道”(良知)。所以他说：“六经原只是阶梯”(74)，这可以说是王守仁的“读书工具论”。基于此，他强调读书要明确目的，去除私蔽，这样才有益于致良知。同时，他也认识到语言文字与思想之间存在差异，如果拘泥于经书文字就会受到束缚。因而他反对盲从经书，主张学贵自得，发挥主体的作用，从而达到不以圣人之言意所左右的境界。另一方面，王守仁认为“良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性，强调良知的“自在性”，因此，他认为“良知不假外求”，(75)反对通过外在的形式把握内在的良知。语言文字只是思想的载体，二者之间存在着差异，强为之言只会使良知更加隐晦，因而反对以语言文字、见闻把握良知。这种认识其实也是“读书工具论”的一个方面，但由此出发，自然就会造成一种轻视读书、忽视知识才能的倾向。轻视读书并非不读书，王畿对此说得很明白：“吾人时时能够对越上帝，无闲漫之时，然后可以无藉于书。书虽是糟粕，然千古圣贤心事赖之以传，何病于观？但泥于书而不得于心，是为法华所转，与游谈无根之病其间不能以寸。”(76)显然是对王守仁“读书工具论”的继承。但衍至末流，轻视读书的一面就被极端片面地发展为“束书不观”了。
    我们应该看到，明代士风卑弱、学风空疏与拘守程朱理学和阳明学的极端化有着直接关系，其根源还是在于封建制度与明代的社会政治文化现实，它为这种士风、学风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和制度上的保证。当世学者多能从博学的角度对空疏不学之风提出批评。如杨慎指出：“先辈读书博且精，不似后生之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也。”(77)焦竑说：“余惟学者患不能读书，能读书矣，乃疲精力于雕虫篆刻之间，而所当留意者，或束阁而不观，亦不善读书之过矣。夫学不知经世，非学也；经世而不知考古以合变，非经世也。”(78)“今子弟饱食安坐，典籍满前，乃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能不自愧！”(79)这些学者不但对空疏不学之风提出批评，而且都能以博学自励自勉，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并得到了学界的肯定。如《明史》称杨慎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80)称焦竑曰：“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81)四库馆臣称胡应麟：“应麟独研索旧文，参校疑义，以成是编。虽利钝互陈，而可资考证者亦不少。朱彝尊称其‘不失读书种子’，诚公论也。”(82)黄宗羲称黄佐：“得力于读书，典礼乐律词章无不该通。”(83)
    由上述可见，明代的政治思想现实及风气虽为空疏学风、卑弱士风提供了条件和制度上的保障，但也为有识之士提供了反思和批判的目标和对象。这些学者继承和发扬了学术传统中的博学精神，他们以自身的博学和多方面的学术成就使中国的博学传统得以延续，也为博学思潮的发生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以及学者数量上的保障，并最终促成了博学思潮的发生。
    综上所述，明代“博杂”的学术特色是由明代学术崇尚博学的一面决定的，其根源在于当代兴起的博学思潮，而博学思潮之所以在明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发生又绝非偶然，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思想文化渊源、科举制度和明代的政治思想现实及风气。其中，学术传统中的博学思想为博学思潮的发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明代的科举制度和政治思想现实及风气在为空疏不学之风的滋长提供条件和制度保障的同时，也为博学思潮的发生准备了批判、反思的目标和对象，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以及学者群体上的保障，这两个原因又是促成博学思潮在明代发生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空疏不学之风在明代的确存在，这是造成人们诟病和贬抑明代学术的主要原因；同时，崇博尚通的风气在明代也确实存在，这是中国博学传统未能中断和形成明代学术特色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一方面更值得我们关注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