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那种“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说法，潘旭澜说：“古今中外不少最高权力拥有者，往往以对现实的需要来看待历史人物，甚至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要求臣下，在其生死前后都要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拥护，不得有任何异议，任何批评，任何纠正。学者如果照这种观点去看待历史，历史论著便成为权力意志的传声筒，没有什么事实、是非、品格可言了。”他认为，总的说来，李秀成是太平军中难得的将领，但他确实是个悲剧人物。问题不在于李秀成是不是忠、义，而在于其忠、义价值的二重性，在于他想超越简单的高呼口号而死的复杂内涵。“有几分读懂供词，就会觉得这是一曲太平军的挽歌，洪秀全的挽歌，他自己昨日的挽歌。供词即将写完，他就被杀掉，成了洪秀全的殉葬，供词成了殉葬者预先自唱的挽歌。这支复调挽歌，是寻味不尽的。”[7]
    近日看到太平天国研究者陶短房的新著《这个天国不太平》一书，涉及太平天国的各位重要人物和制度等，其中论及李秀成颇有值得思考之处。他指出：“李秀成虽然是个争议性人物，百余年来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且大起大落，但不论哪一派都不得不承认，他是太平天国人物中形象最丰满、也最无法忽视的一个。”谈到李秀成所谓的“投降”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
    有一种“投降”，是在已经失去自由后，用自己尚存的一些价值，去和敌人做交易。如果说这样的“投降”，那么李秀成“疑似”，但他所交换的，是大江南北几十万太平军将士的生命，以及亲笔书写太平天国历史、成败得失的“自由”，而他的筹码，却只是自己的思想和生命。这样的“投降”正如英国学者柯文南先生所质问的：“难道是很可耻的想法和行为么？”笔者几年前曾在一篇替朋友《忠王传》所撰后记中写道：“慷慨捐生易，从容赴死难，而延旬日之活以忧百万之生者，千古一人而已。”仅凭这一点，李秀成已不愧太平天国领袖中之佼佼者，真降、伪降的口舌之争，不辩也罢。[8](P68)
    近年来学者们关于重读李秀成自述的主张，确实对我们很有启发。首先，这种重读的主张明显地表明应该换一种思路来读自述，特别是应该从那种“真降”、“假降”对立的模式中解脱出来。因为按照这种模式去争论，你是永远不能把研究推向前进的。在批判李秀成高潮的1964年，就有一位历史学家说：“最难评价的历史人物，就无过于李秀成了。”之所以难，就在于这种研究模式的局限。按照历史学的传统方法即史料证明的方法，你从这份历史材料中可以找出李秀成立场动摇、不绝对忠于洪秀全、贬损自己、向敌人颂扬谄谀的话是很容易的，戚本禹的文章所以有很大的影响，就在于他详细引证了李秀成自述，拿出了很多的证据来说话，于是达到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的效果。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史料，也可以说他始终立场非常坚定，没有投降敌人，只是伪降。这种非此即彼的研究模式像一个怪圈，是永远冲不出去的。即使退一步讲，不把李秀成作为叛徒来批判，把他作为一个有严重“污点”的农民军将领，但他有那些严重的问题，必然也是个“不足为训”的人物，对他的自述何来重读的价值呢？
    其次，要重新解读《李秀成自述》必须换一种视角来读。李秀成自述所以遭到如此大起大落的命运，一个重要原因是赶上了特殊的政治环境。政治家有他特定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他要求各个领域都要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历史研究也不例外。因此，当他以这种现实政治要求来审视这份历史资料时，必然会把它当成个反面教材，众多有同样思维方式的人也就会赞同这种结论。但是，真正科学的分析历史人物，应该突破那种从现实政治需求来下结论的评价模式，要从历史的角度、科学的角度看他究竟为后人、为历史留下了什么。有人认为，李秀成是“太平天国人物中形象最丰满、也最无法忽视的一个”，这话是有道理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事迹几乎贯穿了太平天国的始终，更是由于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留下了长达36100字的亲笔材料，记录太平天国和他本人的历史。因此，他是太平天国人物中保留一手个人资料最多的一个，即使那些称他为“叛徒”的人，也不得不运用李秀成自述的资料来说明太平天国和他个人的历史。李秀成的生命固然早已结束，但这份资料的价值却是永存的，他为后人了解太平天国和他本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如果没有留下这份材料，把李秀成打成“叛徒”就没有了依据，他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英雄”，不过那对历史的遗憾要比这大得多。
    四、换一个角度来看《李秀成自述》是否可行？
    重读李秀成自述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经过了这一场“革命”的洗礼，人们的历史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人才的判断标准也有了新的定位，人们一定会从很多新的思维来重新思考这个老问题。经过多年思考，我认为可以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对《李秀成自述》进行新的研究。
    首先，《李秀成自述》是一个可以进行心理分析的绝好材料。
    我们看到法国年鉴派学者勒华拉杜里所写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就是利用一份珍贵的宗教历史档案写成的社会史、心态史著作。蒙塔尤是法国南部讲奥克语的一个牧民小山村。1320年，当时任帕米埃主教(后为教皇)的雅克·富尼埃作为宗教裁判所法官到这个村来办案。在调查、审理各种案件的过程中，他发现和掌握了该山村的所有秘密，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个人隐私以及种种矛盾、冲突等，并把它们详细地记录下来。20世纪70年代，勒华拉杜里以历史学家的敏感和精细发现了这份材料，他以如获至宝的心情利用了这些珍贵史料，用现代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再现了600多年前该村落居民的生活、思想、习俗的全貌以及所体现出的14世纪法国的特点。他的这部著作所以成为社会史、心态史的名著，关键在于他成功地利用了这个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