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家入仕途径呈现多样性和相对宽松的环境，体现了汉代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气度和胆量。汉代是一个颇有建树的朝代，其文治武功需要选拔大量的人才，不单是汉赋家，有些大臣的入仕方式也不同一般。史载：“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93)这些汉代名臣竟出自牧羊人、商人、奴仆、俘虏等地位低微的人，这在以后的朝代中是比较少见的。正因在这个开放的大环境下，汉赋家才得以通过多种方式进入仕途，由此也可以看出汉代社会积极进取开放的社会风尚。
    （二）汉赋家的入仕途径呈现时代性特点，体现了汉代选官制度的变迁
    汉赋家入仕途径多样化，但是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的时期呈现了不同的特点。通过分析不同时期汉赋家的入仕途径，可以探求汉代选官制度的发展变化和政治权利的变迁。
    西汉初年客游诸侯的汉赋家较多，汉高祖大封同姓王，期望形成拱卫中央的地方势力。当时的诸侯王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广招宾客，培植自己的势力，因此邹阳、公孙乘、路乔如、公孙诡、羊胜、枚乘、司马相如等汉赋家都选择客游诸侯国，其中枚乘和司马相如还辞去朝廷的官职，成为梁孝王的宾客。后来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汉代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诸侯王国，比如平定七国之乱，对诸侯王国实行左官律、阿党法，限制、打击游士到诸侯王那里做官。此后许多汉赋家或其后人又回归到朝廷，如司马相如、严助、枚皋等。至汉亡，诸侯王国再也没能形成足以吸引大量文学家的文学团体。
    此后，由皇帝征召和察举入仕的汉赋家人数增加，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央集权的加强。东汉后期，由上两种途径入仕的汉赋家减少。此时，察举常常被权贵豪族所把持，再加上皇权的衰弱，许多人不再以察举为荣，出现了拒举不就的现象，而辟除逐渐成为主要的入仕途径，尤其公元189年董卓入京以后，汉王朝就已经名存实亡了，这以后的汉赋家基本上是辟除入仕，如崔瑗、王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繁钦、丁仪和丁廙等人任职于曹操府或袁绍、刘表府。
    汉赋家入仕途径的变迁，不仅体现了汉代察举制度的发展变化，还与中央皇权的盛衰息息相关。他们从地方到中央再到地方的流向，恰好反映了中央皇权由弱变强再逐渐衰弱的过程，因此，研究汉赋家就须探索汉代整个时代的变迁。
    （三）两汉赋家不同的仕途迁转体现了汉代选官体系的价值取向
    据前文所述，汉代统治者十分优待汉赋家，司马相如等人仅因擅长作赋进入仕途，他们常常献赋而被赏赐财物、甚至官职，但是仅凭文学特长，他们很难晋升高级官吏行列，这与汉代选官体系的价值取向有关。
    汉代对官吏有一套严密的考核制度，根据官吏的治绩功状，评定优劣，分别给予迁降赏罚。(94)主官考课属吏一般注重才行和功绩，如光禄勋考核郎官，“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才四行”。(95)高功久次，即指功次劳绩；才德尤异可用“四行”概括，即“敦厚、质朴、逊让、节俭”。(96)在这一考核体系下，汉赋家的文学特长则无优势。实际上，皇帝大量征召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汉赋名家，不是让他们治民、理财，更多的是从文学需要出发。因此，他们在皇帝左右实际上是一种文学顾问、随从，多从事典校书籍、应召作赋、顾问应答等文化性事务，很少从事治民理财等工作，因此很难进入高级官吏阶层。
    另外一些汉赋家通过察举、辟除等方式入仕，比较符合汉代选拔官吏的标准，他们有的擅长带兵作战，有的擅于理民，有的治国有方，不少人还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仕途发展十分畅通。他们有良好的文学修养，也积极创作汉赋，故汉代有“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97)之说。
    注释：
    ①(91)费振刚、仇仲谦等：《全汉赋校注》，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页。
    ②③⑥⑩(11)(14)(27)(32)(39)(40)(66)(67)(68)(90)《后汉书》卷八十《文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649、2618、2647、2618、2619、2639、2613、2616、2645、2652、2613、2614、2619、2616页。
    ④《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