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史学界的美国史教学、研究工作者，围绕着阿伯拉罕·林肯的评价问题，展开了讨论，下面简介两个有争论的问题。
    一、林肯与《解放宣言》
    《解放宣言》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是林肯向敌人迎面投掷过去的、永远也不会失去其历史意义的最严厉的法令。然而关于林肯发布《解放宣言》的动机、目的等等，该如何评说，这在国内史学界却成为评价林肯时争论的焦点之一。
    刘祚昌认为，正是广大人民的强大压力，迫使林肯宣布解放奴隶的政策；同时，国际形势也迫使林肯政府作出这一重大决策。林肯之决定发表预告性的《解放宣言》，动机是很不纯的，完全是客观环境逼迫所致。这些动机包括：为了摧毁南方的经济力量，为了把南方黑人群众拉到自己方面来，为了利用黑人这一重要的战斗力量，为了博得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为了破坏欧洲列强武装干涉的企图等。不过，刘祚昌认为林肯在发表《最后解放宣言》时，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坚决的，任何外部干扰都没有动摇他的决心。邓蜀生评论说，评价历史人物要看主流，林肯发布《解放宣言》，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美国总统，恐怕很难超越这个高度了。“本书作者（指刘祚昌）认为林肯发布《宣言》‘动机是很不纯的，完全是客观环境逼迫所致’，因为‘动机颇为不纯，所以《宣言》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及不彻底性。’这种评价未免失之过苛。实际上作者对《宣言》颁布的前因后果已经作了相当好的描述，无论如何很难与动机纯不纯这种思想挂上钩，应该说这是本书的败笔，”王玮在评介《美国内战史》时，也不同意作者把《宣言》的颁布说成纯粹是人民压力的结果。
    霍光汉、郭宁林在与刘祚昌商榷时，提出了有较大区别的见解。他们说，“林肯发表《预告性解放宣言》应肯定是一个自觉的行动”，“‘宣言’发表的根本原因不是来自外界，而在于林肯的立场和一贯的废奴主张”， 《预告性解放宣言》和《最后解放宣言》的发表，都是“自觉、主动的行动”，“体现了林肯一贯废奴的主张和立场”。他们指出，林肯何时采取解放政策只是一种策略上的变化，而战略上解放奴隶的目的始终没有变，“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林肯主观上不愿废除奴隶制度，那末在这样困难的局面下，只会同奴隶主妥协，绝不会公开宣布解放奴隶。”林肯准备发表《解放宣言》，主观因素占主导地位，不是来自外界压力所致，是他坚决主张废除奴隶制度、解放奴隶、维护联邦统一、牢固地掌握政权的决心和立场的体现。关于刘祚昌所归结的林肯发表《解放宣言》的“不纯动机”，霍、郭逐一作了分析，认为这些动机是“无可指摘”、“无可非议的”，“是值得肯定的方针”。这是问题的主流，至于“宣言”的内容是否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则是林肯的阶级局限性所造成的，那是他废奴行动的次要方面。他们重申：林肯发表《解放宣言》绝非偶然，绝不是屈服外界压力的结果，而是他谨慎地、全面地权衡国内外局势以后作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他们认为，林肯在对待黑人的态度上，一定程度上曾受歧视黑人的传统影响，而内战的现实教育了他，使他由同情黑人进而到解放和武装黑人，这一历史发展过程是不容忽视的。林肯在内战中解放黑人奴隶，根除奴隶制度，改变长期以来种族歧视和偏见观念，这在资产阶级政治家中是少见的。他在废除奴隶制度中的伟大作用是应该加以肯定和称颂的。
    严钟奎又对霍、郭的见解提出商榷，他指出：事实上，林肯在发表《解放宣言》这件事上表现得颇为犹豫，这固然有客观的原因，但主要是因为他主观上没有“一贯废奴的主张和立场”，他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犹豫，直到事情“越来越糟”，而且“全局就将输光”的时候，才决定采取解放政策的。“很显然，这个《初步解放宣言》的发表，一方面是废奴主义者的一再敦促，一方面是为了扭转战争连连失利的局面。当然，这个决定性步骤的采取，同林肯原有的反对奴隶制思想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但决不能说成是‘林肯一贯废奴的主张和立场’的发展结果。”“联邦军队在战争中的严重失利，对促成《解放宣言》的发表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林肯是为了摆脱困境才采取了解放奴隶这个革命措施”，因此，霍、郭说《解放宣言》的发表是林肯“自觉的、主动的行动”和“体现了林肯一贯废奴的主张和立场”，显然是没有充分根据的。李青指出，霍、郭的说法，忽略了林肯作为工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奴隶制问题上一贯表现的阶级局限性，忽略了废奴派和人民群众不断给林肯施加的强大政治压力，同时也忽略了林肯在《宣言》发表前一年多时间里那种艰难前进的过程，因而也就无从谈起人民群众是如何推动林肯的，林肯又是怎样顺应时代潮流“蹒跚”前进的了。黄绍湘、毕中杰则指出：我国某些美国史研究工作者为了强调林肯个人的历史作用，突出林肯废除奴隶制的自觉性，忽视美国各阶层人民和欧洲国家对于林肯施加的压力的作用和影响，是不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他们认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废奴主义者的压力、军事失利的影响以及外国干涉的威胁，促使林肯从限制奴隶制的扩张走上主张废除奴隶制，从坚持以拯救联邦为战争的目标，根据宪法进行战争，而过渡到以革命方式进行战争。这是当时美国历史的客观实际。”
    杨生茂的观点与刘祚昌的差不多。他认为，“《解放宣言》是在国内外各种压力下宣布的”；“林肯作出解放叛乱州奴隶的决定，首先是出于利用奴隶这支力量，以达到击败奴隶主、挽救联邦的目的”；“《宣言》的发表是出自战争形势的逼迫”；林肯颁布《解放宣言》“是被动的”；“《宣言》的目的是从军事上削弱南部同盟，而非直接解放奴隶”；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林肯被迫向前移动，终于缓慢而又艰难地从共和党右翼的影响下，从对边界州的恐惧下解脱出来，不得不在反奴隶主的大纛上特别补上废除奴隶制这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林穗芳也认为林肯之解放黑人、武装黑人是由于人民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