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大的、最彻底的一次革命。革命高举自由、平等的旗帜，推翻了封建君主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镇压了国王和贵族。“革命阶级实行的这种政策不能不从根本上动摇整个落后的、专制的、沙皇的、君主的、半封建的欧洲”①。这次大革命与沙皇俄国的关系究竟如何？它对沙皇俄国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是一个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法国大革命对沙皇俄国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主要表现在：（一）法国启蒙思想和革命原则之传入俄国，启迪了俄国先进人士的头脑，成为俄国反封建革命民主思想产生的主要外部根源；（二）法国革命为俄国外交增添了新的内容，除了传统的侵略扩张外，又有了新的更重要的因素，即反革命；（三）在反对法国革命的武装干涉的斗争中，欧洲反动势力日益向沙皇俄国靠拢，沙俄开始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
    （一）
    自十八世纪以来，英法资产阶级启蒙学家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卢梭等人的著作就相继传入俄国②。敏感的俄国知识界（教师、大学生、医生、著作家、翻译家）欢迎这些外来的新思想。他们建立读书会社，出版书刊杂志③，研究、翻译、宣传这些新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如记者、书商、出版者诺维科夫（1744-1818年）主要依靠莫斯科大学的师生，编辑多种讽刺性杂志④，印刷大量书籍，兴办公共图书馆，组织书报的发行，在他周围团结了一大批作家、翻译家、出版商、印刷工等，大力宣传启蒙学家的学说，力图通过和平工作促进社会进步；俄国第一个革命思想家拉吉舍夫（1749-1802年）在彼得堡参加了“文学之友社”，并在它主办的《饶舌的公民》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黑暗反动的农奴制度，描绘人民的痛苦生活，在进步人士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他们的努力下，俄国书刊的出版发行事业发展很快。据统计，在1750-1800年的五十年间，俄国总共出版了7922种书籍和111种定期刊物⑤。特别是“法兰西哲学家的著作， 在俄罗斯贵族社会流行甚广。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诸哲学家的书，实际上在每一个贵族的藏书室内都可以找到”⑥。伏尔泰在俄国几乎和在法国一样享有盛名。当时的一个翻译家维斯基指出，不仅贵族家庭，而且平民百姓“都极贪婪地”阅读伏尔泰的作品⑦。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宫廷秘书捷普罗夫抱怨说，商场上的小市民竟因“与伏尔泰的观点不同而感到羞惭”⑧。这些比较熟悉法国启蒙思想的俄国知识分子、市民、青年贵族极为关切法国政局的变化和革命形势的到来。
    1789年7月14日巴黎平民攻占巴士底狱给俄国人民送来了法国革命开始的捷报。自此以后，当时俄国的两家报纸--《彼得堡新闻》、《莫斯科新闻》（都是每周出两张）连续报导了巴黎发生的事变，诸如制宪会议中的辩论和决议、人权宣言的十七条内容、人民群众的多次革命行动、革命军队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斗等，报纸都对事件经过进行介绍和评论。1790年1月1日，莫斯科大学创刊的《政治杂志》详尽地报导了法国革命的情况。波·阿·索哈茨基教授在这个杂志的告读者书中写道：“1789年是许多世纪中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年”；“1789年到处都发生了极端运动，整个世界受到强烈震动。在欧洲，人类新时代开始了”⑨。另外，在法国出版的法文政治小册子、书刊、漫画、版画等也大量输入俄国，读者从彼得堡、莫斯科、唐波夫等城市的书店里都可买到⑩。有些群众特别喜爱的书刊如果售完，手抄本很快就会在市场上出现。
    由于人们关心法国革命的发展，所以《彼得堡新闻》和《莫斯科新闻》一印出就被抢购一空。法国革命的目击者、后来急剧右倾的尼·米·卡拉姆津描写当时的情况说：“诚然，还有很多富有的贵族不看报，但这时商人、市民都喜欢读报，最穷的人也订报，连一字不识的人也希望知道外国的消息”；他知道有五个小商人合订了一份报纸，其中一个认字的朗读，其它人静听（11）。
    俄国先进阶层和人士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法国革命所宣布的民主原则。革命节节胜利的消息在贵族客厅和贸易市场、在军队营地和大学讲堂引起了强烈反响。卡拉姆津写道：“法国革命的佳话”不仅传到乌克兰，而且“达到西伯利亚的边远之处，其影响扩展到青年人的头脑之中”（12）；“没有任何地方象在俄国那样，热爱法国革命者的人数增长得如此迅速”（13）。当代人也指出：“革命事件以及关于这些事件的原则和对它的阐述，成了每天交谈和热烈辩论的话题，因而不能不吸引人们参加进来”（14）；“自由议论专制政权问题几乎成了普遍现象，法国的先例鼓舞起了俄国人向往自由解放的心情”（15）。
    同情法国革命的人们利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喜悦心情。彼得堡街上行人互相拥抱，互致祝贺，好象他们将要获得解放似的；莫斯科的居民把从制宪会议讲台上喊出的自由、平等、博爱词句背得烂熟；过去沙皇政府的小书吏闲谈时喜欢引用圣经的话，现在讲起话来满嘴都是法国启蒙学家和革命演说家的语言；在亚桑的鲍捷姆金公爵司令部官邸，军官们出版《摩尔达维亚通讯》（周刊），上面不断刊登有法国革命的报导；在托鲍里斯克，国民学校教师编辑的杂志登载了关于人权、制宪会议、1791年宪法等问题的文章；法国革命在宾兹、克列敏丘格、谢米巴拉京斯克和萨拉托夫等城市激起了人们的欢乐。法国驻俄大使塞居尔伯爵在观察了彼得堡市民的情绪后颇有感慨地说：“虽然巴士底狱没有威胁到彼得堡任何一个居民，但是，这个国家监狱的被攻占以及暴风雨般的自由斗争的初次胜利，在商人、市民和更高社会阶层的某些青年人当中引起的激情是无法形容的”（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