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各阶层尽管在法国革命初期都表示出拥护革命的友好感情，但他们的观点、要求和期待则迥然不同。先进的贵族阶层从法国革命事件中看到的只是通向“开明”专制的前途，而把社会经济问题抛在一边；而当平民捕囚国王、农民攻打地主城堡的消息接二连三传来后，他们大失所望，不寒而栗。普加乔夫农民起义的怪影又浮现在他们的脑际，很快由同情法国革命转而痛恨法国革命。沃洛格达的一个地主惊呼：现在“所有农民都还保持着普加乔夫起义时期的那种痛打地主的精神”（17）；共济会（18）会员罗浦欣表示：他“甘愿放弃自己所有的农民，只要毁灭欧洲许多国家的虚伪自由精神不在任何时候传染到我们的国家”（19）。随后，法国革命军队反击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王政倾覆，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雅各宾派恐怖专政……越发使俄国的贵族们胆战心惊，如丧考妣。卡拉姆津发出绝望的哀鸣：“文明的世纪啊！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你是在血与火中死亡，也不知道你是在残杀与破坏中灭亡”（20）。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卡拉姆津这种世界末日到来的预感，说明法国贵族的灭亡在俄国贵族心中引起多么大的痛苦和惊慌。
    俄国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市民，则是真诚地拥护这次大革命。他们高兴地看到，法国人民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正是他们在自己国家内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他们从法国革命中得到的是信心和力量。一些自由的信徒们准备以法国革命为榜样，起而效尤。例如，在彼得堡，在破产商人斯捷潘·耶尔科夫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种职业的人，其中包括去职的土地丈量员克列切托夫，他呼吁“举行一次空前未有的极伟大的暴动”，并要求“推翻专制制度，以使人人平等”（20）。彼得堡一些文职办事员在交谈中诉说“俄国人民正处在暴政的重压之下”，“假若国民议会考虑使法国摆脱其敌人（指叶卡特林娜二世--作者）和使俄国人民解脱暴政的方法，那该有多么好啊”！在乌克兰，破落贵族出身的小职员斯捷潘·鲍兹南斯基问他身边的人们：“头戴王冠的首脑人物对于我们何用，富豪巨绅对我们又有何益”？因而他提议除掉这帮家伙，“就象在法国已经做过的那样，而到那时，我们就将是平等和自由的了”（22）。这些发自肺腑的铿锵语言，表明法国大革命在备受折磨的俄国人民心田中播下了革命火种，在漫漫黑夜中点燃起希望的明灯。
    1790年，就在俄国先进人士为法国革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刻，拉吉舍夫的名著《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问世了。《旅行记》尽管是以“俄国被压迫农民群众运动的经验为依据”（23），但同时它又是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影响的产物。在《旅行记》中，拉吉舍夫将犀利的笔锋指向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地主的残酷与贪婪，官场的黑暗与腐败，朝廷的昏庸与邪恶，都未逃脱他严厉的鞭笞。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把斗争锋芒指向封建农奴主的总代表--沙皇。他怀着深仇大恨揭露沙皇说：“你是社会上的元凶，最大的强盗，最大的叛徒，公众安宁的首要破坏者，把自己的狠毒注入弱者的内心的最凶恶的敌人”（24）在此基础上，拉吉舍夫根据“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大力发挥人民造反有理的理论。他认为人民处决沙皇是“天赋的复仇之权”，因为如果君主破坏了契约，就失去了执掌政柄的权利，人民有权起义推翻破坏契约的君主，审判他，将他推上断头台。总之，《旅行记》是向封建农奴制和专制制度兴师问罪的“讨伐书”，是号召人民起来通过革命途径改变现存制度的“动员令”，它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拉吉舍夫不愧是“俄国革命的预言家”（25）。
    《旅行记》的发表象一颗重型炸弹在沙皇宫廷爆炸。女皇政府把《旅行记》视若能“导致革命发生的警报”，从其中听到了“米拉波和其他法国暴乱者的声音”（26）。叶卡特林娜二世在读《旅行记》时，每逢看到讥讽帝王之处就如坐针毡，暴跳如雷，批了许多评语，大骂作者“沾染了、感受了法国的谬见”，是“比普加乔夫更坏的暴徒”，“十死不足以蔽其辜”（27）。女皇政府从拉吉舍夫的著作里感到法国革命的“瘟疫”已逼近俄国的门坎，必须预防并消灭之。政府下令禁止输入、买卖、阅读法国的书刊，关闭许多书店；不许在公共场所谈论政治，逮捕自由思想者；不准秘密集会，解放一切秘密组织；查禁销毁《旅行记》，私藏者追究问罪。1791年，拉吉舍夫以“传播法兰西瘟疫”罪被起诉，被判死刑，后减为充军西伯利亚十年。
    1792年，诺维科夫也被捕，被判在舒吕塞尔要塞监禁十五年，焚毁所有带颠覆性的书籍，关闭俄国所有的共济会支部。
    但是，封建统治阶级终究是心劳日拙。在法国启蒙思想和法国革命影响下产生的以拉吉舍夫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思想是消灭不了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拉吉舍夫的革命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后来为三代革命家所继承，形成光荣的革命传统。
    （二）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末，当如火如茶的革命烈火以燎原之势在法国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叶卡特林娜二世女皇统治下的俄国正在南北两线同土耳其和瑞典作战。沙皇肆无忌惮地扩张引起了英国和普鲁士的不安和愤懑。女皇政府针对英普的接近，竭力拉拢奥地利和法国，诱使它们和俄国结盟，在外交上和军事上支持沙俄的侵略活动。
    1789年初法国三级会议召开后第三等级的“骚乱”干扰了女皇政府同法国改善关系的计划，这使她大为恼火。女皇在同法国驻俄大使塞居尔谈话时说：“你们的第三等级胃口太大，这样会引起其它两个等级的不满，产生持久的危险的后果。我担心法国国王会被迫做出很大的牺牲，却仍满足不了那些欲望。”（28）但他认为俄国是不会爆发革命的。骤然间，又是一声霹雳：巴黎人民攻陷了巴士底狱。女皇再也遏止不住满腔怒火。她疯狂叫喊：“鞋匠怎么能染指国事呢？一个鞋匠只会做鞋子！”她对这些敢于向君主制开战的“愚氓”恨之入骨，在致格林的信中咒骂道：“在你们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流氓恶棍的腔调”；法国“为盼子而焦急，可生下的却是一个腐烂发臭的早产儿”；国民议会“是一个长着一千二百个头的水螅”，只有砍掉这些脑袋，才会恢复国泰民安。至于法国为什么爆发革命，女皇根本不可能理解。她胡诌什么巴黎事件是由于“财政的困难、英国外交的阴谋和路易十六的个人品质引起的”（30）；因而认为经过短暂的混乱，封建秩序就会恢复，路易君主的地位就会重新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