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只有极少数《须知》有或可大致推测出内容，但也足证其内容之庞杂。《西夏须知》“编录伪境杂事”。(27)《匈奴须知》记录契丹地理、官制。(28)《金虏承安须知》则录“金虏名讳及增修朝官、职事、俸给、格式、服制、地理图之类也”。(29)而一些地区《须知》，如《吴会须知》、《源山须知》、《光化军须知》等，其内容也与前述相似，为地方岳渍山川、变迁沿革、风土人物等情况的编纂。《新例须知》与《剑南须知》内容比较相近，属历史著述方面。前者“略举名数如目录之类”，记载“新书(《新唐书》)比《旧》(《旧唐书》)增减志传及其总数”，而后者：
    第一、第二卷，但编集旧史，弃取或不伦。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凡四卷，尽出唐樊绰《蛮书》；第七卷以下乃如愚自为之文及所画计策耳，如熙宁买马事，诚西南要害，异时或可补国史之缺。(30)
    也有一些《须知》，是介绍、传播医疗、(31)蒙童教育、(32)饮食(33)及炼丹(34)等方面经验、技能的。
    与前者相比，涉及军政事务方面的《须知》内容更加复杂。前征后梁时京城百司赴魏国送纳的“本司须知孔目”，应是当时京城各司编集本部门人员编制、职掌等基本情况的小册子。这说明至迟五代后梁时期，至少京城百司已有编制部门《须知》的作法。宋承唐、五代旧制，其发展更快。“《朝集院须知》一卷，无名氏录，承平时，京朝官得替、回朝见礼式。”(35)“今登闻鼓院，初供职吏，具须知单状，称：‘本院元管鼓一面，在东京宣德门外，被太学生陈东等击碎，不曾搬取前来。’”(36)北宋末年，李元弼则指出：“境内事皆欲预知子细，须知册子最为先务。”(37)南宋末年，南宋政府投降元朝降表《德祐表诏》称：“朝廷所以归附，为宗社计，为百万生灵计。所有州郡宜各体此，取依准状，及《须知册》申。”(38)这两类《须知》所包含内容固然多，但郡县严格、区域周至、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财政税收等无疑是其中之重点。总之，迟至北宋末年，中央、地方乃至部门之间，拥有非常发达、完善的地方、部门人员编制、职掌等基本情况的《须知》，而这也成为了解、掌握行政部门、地方等信息的非常便捷的途径。不过，上述层面，也仅是宋代军政事务系统《须知》中的一部分。
    《须知》中也包含地方官员业务汇报、政绩申报层面的内容，如“修战舰，造戎器，阅射艺，旌旗壁垒，精采一新，有《须知》一卷”；(39)“其籴粜条目，具载须知，谨具申朝廷，并以《须知册》申缴”，等等。这些表明，至少南宋时一些地方官员往往通过《须知》，登录自己政绩向上级、朝廷申报。在以往宋代官员考课、任职等研究中，我们往往关注付身、批书等层面内容，对官员个人呈报业绩的途径则关注不多，而宋代的《须知》也许可以填补一些研究空白。
    前引《内藏库须知》，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一之二为“以建库以来承受宣敕条贯、本库(铃)[钤]辖事件编成《须知》五卷以进”，而《宋史》则为：“初，刘承珪尝掌库，经制多其所置，又推究置库以来出纳，造都帐及《须知》，屡加赏焉。”(40)两者相较，我们发现《内藏库须知》不单单如地方、部门《须知》，是编录职掌、人员编制等部门基本信息的小册子，更多呈报、汇报该部门所开展的主要业务，“推究置库以来出纳，造都帐及须知”。这表明单就宋代而言，行政部门、机构利用《须知》，呈报部门业务开展情况的做法由来已久，而上级部门也藉以考察下级部门、业务单位工作开展情况。宋仁宗重视兵器发展，而《须知》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须知》不应是部门基本情况的汇编资料，而是年度兵器生产业务的开展资料。既然兵器生产部门可以通过岁进《须知》，考察兵器生产情况，其他部门也会效仿、推广。这说明迟至宋仁宗庆历时期，政府已经非常重视运用《须知》开展行政事务的管理。《佚简》须知册申状公文中的十六份《须知》，也是相关部门汇报年度业务开展情况的反映，而不应是部门基本情况介绍性质的《须知》。这十六个部门，也多是与兵器生产部门一样，在地方开展诸多生产、税收、治安及行政管理等方面的业务。所以，采用《须知》汇报部门年度业务开展情况由来已久，应用非常广泛，为宋代《须知》的要义之一。
    此外，还存在执行某些国家行为的《须知》，如《行军须知》、《治狱须知》、《国用须知》等。《治狱须知》的内容已不可晓，但可从《国用须知》、《行军须知》等内容探其旨奥。《国用须知》，即《上徽宗进国用须知》，为陈瓘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所上奏疏。(41)他通过与神宗时财税政策比较，认为当时徽宗朝的一些财税政策是“缘边费而坏先政者可见矣”，呼吁当时朝廷革弊政，调整国用政策。而《行军须知》则简明扼要介绍如何行军、布阵、料敌、用将等，以至明人李进认为：“予尝读《行军须知》之书，观其编为附录，诫将选士、禁暴弥乱、镇边疆、威四夷、攻围战守、节制料敌、知勇明决、疾徐动静、奇正虚实、权变形势之方，靡不备载，是则深切著明，非他书可比也。”(42)
    通过以上探讨，笔者认为宋代《须知》大致有以下类型(43)：其一，军政类《须知》，包含行政机关、部门，军政行为等，涉及国家利益、行政事务管理等层面的《须知》，如《佚简》中的诸《须知册》，表2中《平止仓须知》、《福建盗贼须知》、《池州永丰钱监须知》、《治狱须知》、《甲仗须知》、《行军须知》等；其二，地理类《须知》，包括宋朝辖区及少数民族政权地区等的《须知》，如《匈奴须知》、《边廷须知》、《西夏须知》、《金国须知》、《金虏承安须知》、《契丹须知》、《吴会须知》、《源山须知》、《光化军须知》等；其三，社会生活类《须知》，是与普通民众日常医疗、教育、饮食、出行等密切相关的《须知》，如《治病须知》、《幼学须知》、《食品须知》、《童丱须知》、《用药须知》、《伤寒须知》及《登途须知》等；其四，历史类《须知》，如《剑南须知》、《新例须知》及《混天帝王五运图古今须知》等。此外，还有其他《须知》，如《释氏须知》、《丹房须知》等。
    由之，无论从种类，还是从数量上来看，宋代的《须知》都非常丰富，其中也许有“乘车须知”似的警醒内容，但不是主要方面。就宋代而言，魏琳所认为须知册“即旧时地方政府所编制的关于各部门人员编制、职权范围等基本情况的便查手册，亦省称‘须知’”(44)的提法，值得商榷。单就笔者掌握情况，大量存在的部门基本情况的《须知》，也仅仅是宋代众多《须知》类型之一。这表明，我们很难给宋代《须知》下一个一目了然的定义，因为这不符合宋代的历史实际。如果一定要定义宋代的《须知》，它在当时可能是以简明易晓的方式记录、传递、指导某些情况、事实、经验、知识、行为等内容的小册子式的文字资料。而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广泛运用，难以精确定义的大量《须知》的存在，也恰恰证明了宋代《须知》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