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保存富农经济有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当时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假如没收了富农的土地及财产，很可能会惊动民族资产阶级。暂时不动富农，有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调动他们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性。
    建国初期，由于我党采取暂时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地主阶级，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这就能使土改顺利进行。1952年底新区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
    1953年，我党在农村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党采取了由限制富农经济到逐步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指出对富农的政策，主要是通过“依靠贫农和中农的巩固联盟，逐步发展互助合作，限制富农剥削”。党对富农的限制政策，主要是通过发展生产互助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限制富农的雇工剥削，商业投机和高利贷活动；同时国家对粮食及其他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限制富农经济活动，并且坚决不吸收富农入社，防止他们捣乱。通过这一系列政策，富农的力量大为削弱。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我党对富农经济采取了消灭政策。1955年7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农村合作化运动新的革命阶段则“主要是农民同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的斗争”，实行合作化的目的是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民共同富裕起来。我党消灭富农经济的具体作法，主要是通过吸收富农参加合作社。根据各个富农的不同表现，分别对待。“表现好的，勤劳生产的，可以允许他们入社为社员，并允许他们改变成份称农民；表现一般，不好不坏的，允许他们入社做候补社员，暂不改变成份；表现坏的，由乡人民委员会交给合作社管制生产；有破坏行为的，还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25）入社的这部分富农在农民的监督下，进行同工同酬的劳动，并在集体劳动中得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6年底，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富农作为阶级也随之被消灭。
    几点体会：
    （一）我党对富农的政策，是针对富农的特点，根据不同的革命阶段和不同的任务，不同的形势而制定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我党对富农经济采取的限制政策，是依据这一阶段革命对象、任务而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消灭资产阶级。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农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代表，同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富农，只能消灭其封建主义的剥削部分，而对他们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则要给予保护。只有以反对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富农才成为被消灭对象。如果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就会犯“左”的错误。这就是说，党的政策是有明显的阶段性的，每个革命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政策，决不能混淆。每个革命阶段的政策只能适应于相应的阶段，反之就会出乱子。假如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消灭富农的政策，放在抗日战争时期实施，那我们就不能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二）我党对富农的政策，是通过不断总结丰富的实践经验，不断纠正偏差，才逐步完善起来的。说明一个正确的政策原则的产生，是要经过调查研究，经过反复斗争实践，才能得以形成。它如同认识一个客观事物一样，需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中取得成绩或翻了跟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我党对富农的政策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土地革命刚开始时，我们党没有经验，把地主富农不加区别对待，一律没收他们的土地。当革命处于低潮时，富农就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针对这一情况，我党改变了对富农的政策。把地富加以区别对待，并随着土地革命的不断深入，而相应地调整富农政策，经历了限制──保存──消灭的过程。在划分富农成份标准问题上，也是不断完善的。刚开始把凡是放过债，或有雇工的就定为富农。而且不分时间长短，把一批中农也定为富农。这种错误导致群众发生误解，以为有一点钱就是富农，这就影响了农业生产，防碍了经济的发展。后来在实践中慢慢探索，才有了按剥削方式、剥削量和连续剥削年限的标准来确定富农成份。这样对富农就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概念。这种认识概念坐在房子里是得不到的，它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三）我党对富农的政策，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富农，作为农村的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迟早要被消灭，但各国情况不同，做法也不相同。俄国对富农是采用暴力剥夺，一棍子打死的方法。十月革命前，俄国富农约占农户总数的15%，是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重要支柱。革命胜利后，它是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主要代表者，对苏维埃政权极端仇视。在国内战争时期，富农勾结、配合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到处进行暴动，妄图推翻苏维埃政权。当时，列宁把富农作为苏维埃死敌看待。1928年，苏联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联共（布）明确提出“牢固地依靠贫农，巩固同中农的联盟，坚决反对富农”的策略口号，用暴力剥夺富农，消灭富农阶级，以促进农业集体化的实现。这种做法激起富农极大不满，许多富农不仅拒绝把他们囤积的粮食卖给国家，而且对集体农庄庄员和农村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采取恐怖手段，放火焚烧农庄和国家的粮仓，造成极大的损失。
    我国的富农不同于俄国的富农，它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在经济上除雇工外，还有放高利贷，出租土地等封建的剥削方式。在政治上，具有双重性。他可能同广大农民一道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可能中立，但是在革命力量不够强大时，他可能站在地主一边反对革命。针对富农这一特点，我党没有机械照搬联共（布）党的做法，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民主革命时期，仅消灭其封建主义的剥削方式，保护其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富农经济先暂时保存，而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逐步限制直至消灭。消灭富农阶级，在我国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动。我党对富农的政策，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产物。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纪事》，求是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6页。
    ②中共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1928年3月。
    ③《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0月5日。
    ④《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1928年7月。
    ⑤《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1928年7月。
    ⑥《富农问题决议案》，1930年6月南阳会议通过。
    ⑦《群众运动决议案》，转引自《土地革命纪事》第137页。
    ⑧《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29年7月。
    ⑨《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案》，1929年7月。
    ⑩转引自《土地革命纪事》第133页。
    （11）转引自《土地革命纪事》第136页、138页。
    （12）转引自《土地革命纪事》第136页、138页。
    （13）中共“六大”《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
    （14）中共“六大”《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
    （15）中共“六大”《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
    （16）《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10月10日。
    （17）《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10月10日。
    （18）《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10月10日。
    （19）《中央关于没收大汉奸土地财产的指示》，1940年7月31日。
    （20）《中共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1940年12月25日。
    （21）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2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6月第2版，第1270页。
    （2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6月第2版，第1283页。
    （2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91年6月第2版，第1269页。
    （25）《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