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这一时期，面对列强的分裂活动，学术界对边疆民族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新的民族史观、民族史撰述方式，中国民族史学也体现了新的功能。从整体上看，中国近现代民族史学史作为中国民族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民族史学史的基础上，步入了新的发展轨迹，形成新时期的特点。①
    一、中国民族史观的变迁
    自鸦片战争爆发至民国，政治动荡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促使士大夫群体的民族史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一时期，传统的华夷观逐渐解体，新的民族观、国家观及世界观开始形成并迅速传播。
    1.传统华夷观的解体
    在历代中原王朝所纂正史及其他史籍中，修史者都从华夏或中国的角度来记述各民族历史，“中国”与“四夷”往往是相对而言的。至晚清，“中国”的内涵发生转变。在接触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强国过程中，士大夫群体开始以新的国家观来看待“中国”。“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名称，在地理范围上是指清朝管辖之下的疆域，清廷在外交场合下也认可了“中国”这一称谓。士大夫群体开始从“中国”的角度来撰述民族史，过去与“中国”相对的“四夷”，开始成为“中国”之内的民族。同时，以“中国”为单位叙述历史及民族史的著作不断涌现。
    晚清，较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学者开始质疑传统的华夷观，认为华夷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二者可以互相转换。如王韬《华夷辨》云：“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禹贡》画九州，而九州之中诸夷错处，周制设九服，而夷居其半。《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夷狄虽大曰子。固吴楚之地皆声名文物之所，而《春秋》统谓之夷。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②这是王韬在接触西方先进文化后形成的认识。郭嵩焘甚至更坦率地指出，三代之际，中国礼乐教化发达，“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而今西方国家的富强文明程度远超中国，“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③。
    晚清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书籍大量出版，这些著作的编纂理念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四夷”观念，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外国史略》《坤舆万国全图》《全地万国纪略》《万国通鉴》等。这些书籍的传播，促使人们在观念上打破了以中央王朝为中心的华夷史观，人们逐渐认识到西方还有很多国家，这些国家具有发达的文明，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蛮夷之国。
    2.新民族史观的确立
    在传统的历史记述中，修史者对民族意义上的人群称为“民”“族”“种”“部”“类”，或称为“族类”“族部”“部落”“四夷”“外国”“藩部”“属国”等，这些表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观念。晚清时期，“民族”一词通过梁启超等学者由日本译介而来，开始在学术著作中出现并逐渐普及。④“民族”一词与当时中国特定的反清、反帝等社会形势联系在一起，并深化了其内涵。经过学界的论辩与探讨，历史上的区别不同人群的表述开始统一到“民族”这一词语上，并出现了“民族史”这一史学的门类。
    晚清，新史学开始孕育，其代表人物是梁启超。他连续发表了多种关于中国民族史的论述，主要有《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分类》《中华民族之研究》等。在这些著作中，梁启超开始明确地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区分了民族与种族、民族与国民等概念，强调了“民族意识”在民族形成和归属中的重要作用。以“诸夏”为例，梁启超论证了中华族自始是多元结合的观点：“吾族自名曰‘诸夏’，以示别于夷狄，‘夏’而冠以‘诸’抑亦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也。”⑤梁启超认为：“我中华族，本以由无数支族混成，其血统与外来诸族杂糅者亦不少。”⑥尽管他对民族同化的观点和分析并不准确，如他认为：“先秦以前，中国本土除华族以外，还有八族，即苗族、蛮族、蜀族、巴族、氐族、徐淮族、吴越族、百濮族。最后除苗、濮二族外，其余六族皆已同化于中华民族。”⑦但他的论述起到了为新的民族史学奠基的作用。
    民国建立后，“民族”不再是历代的四夷或清代的藩部，开始作为平等的政治单元参与国家政治活动。“五族共和”、民族平等观念在民族史的研究与撰述中得到倡导和落实。同时，西方“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和影响，也促使当时的学术界从构建“民族历史”的角度来增强中国凝聚力，以防止国家的分裂。如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表述了自己的民族进化史观，他说：“中国者，合六大族组织而成，中国之历史，实六大族相竞争相融合之历史也。”⑧林惠祥在其所著《中国民族史》中说：“中国诸民族之主干实为华夏系。”“华夏系不特为今汉族之主干且亦为全中国民族之主干。”⑨
    3.马克思主义民族史观的形成与发展
    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史学研究之中，这也影响了当时中国民族史的撰述与研究。如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具体的民族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先后在《甲寅》上发表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大亚细亚主义》等文章。⑩
    经过官方与学界的共同推动，中华民族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符号。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地论证自身在中华民族解放中的作用，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为中国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称：“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既非‘外来的’，也不是几个人凭空制造出来的。它的所以发生，所以发展，所以没有人能把它取消得掉，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这样一个政党，犹之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一样。谁要想取消共产党，就如同谁要想取消革命的国民党一样，都是违反历史发展的笑话奇谈。”
    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生活着回、蒙古等民族，这些民族对边区的政治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注重探讨处理民族问题的策略。1938年底，西北工作委员会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下设蒙古问题研究组和回回问题研究组。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并以之为指导开展了回族、蒙古族的研究。1940年，研究室编写了民族问题丛书，包括《回回民族问题》《蒙古民族问题》和《蒙古社会经济》等。1941年，《回回民族问题》在延安出版，该书以鲜明的政治态度将回回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看待，考察了回族的来源、回族长期被压迫和斗争的历史，分析了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关系，批判了各种有关回族问题的谬论，对民族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47年，吕振羽著《中国民族简史》（大连大众书店，1947），这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考察民族史的专著。（11）吕振羽在书中表明其为解决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问题而研究民族问题，严厉地批判了国内资产阶级的大汉族主义，主张各民族平等。该书着重撰述了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以及维吾尔族、罗罗族、唐古特族、苗族、僰族、黎族、鄂伦春族等民族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