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在传统史学中，有关民族历史的记述是作为“四夷传”附于史书中的，民族历史的编纂是主要出于统治集团资政的需要。晚清至民国，由于受到西学的影响，也出于对现实民族问题的回应，中国民族史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发展起来。
    1.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立
    晚清学者在译介“民族”概念的同时，也有意识地深入探讨其内涵。梁启超认为“民族”有八个特征：“其始也，同居于一地，其始也，同一血缘，同其支体形状，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风俗，同其生计。”（12）梁启超对“民族”概念的阐述迅速传播开来，为当时学界所认同，而后，民族主义等理论也大量译介，改变了人们认识民族历史及现实政治的方式，也影响了民族史学的发展，促使近代民族史学科的产生。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他指出：“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13）1906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提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吾中国言民族者，常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为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为何？合本部属部之诸族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晚清，随着新史学的产生及发展，中国民族史逐渐成为史学的研究热点，学术界明确了民族史研究的地位及意义。
    民国建立后，中国民族史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学术界开始重视探讨中国民族史学科本身的性质及研究方法。林惠祥所著《中国民族史》中明确指出：“中国民族史为叙述中国各民族古今沿革之历史，详言之即就各族而讨论其种族起源，名称沿革，支派区别，势力涨落，文化变迁，并及各族相互间之接触混合等问题。”（14）林惠祥认为，民族史学科的性质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为通史之补助，民族史固亦为历史之一种，然为专门史而与普通史不同。其与普通史之别在乎范围较狭，专论民族一项，与普通史之范围广阔门类繁多者不同。民族为历史现象之要素，故普通史亦必述及之，然以限于体裁，东鳞西爪，言之不详，故须有民族史以补足之”，另一方面“为人类学之一部，人类学中有一部分叙述人类各种族之状况者，民族史即此一部分也”。林惠祥还将民族史的功能概述为四项，他说：“民族史之性质，亦即效用，盖有下述四项：（1）为通史之辅助，（2）为人类学之一部分，（3）为实际、政策上之参考，（4）为民族主义及大同主义之宣传。”（15）
    民国时期成立了一些与民族史有关的学术机构。1934年初，顾颉刚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禹贡学会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1935年3月1日，《禹贡学会简章》对学会宗旨进行了修改，扩大至“以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演进史为目的”（1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有专门的学者从事民族史研究。此外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先后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中国边疆学会、蒙藏委员会学术研究会等与中国民族史研究相关的学术团体。
    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学者多从业于研究机构及高校，他们以专业知识分子的身份来从事研究，改变了清及以前由官方机构或官员撰述民族史的传统。民族史的研究更加具有专业性，学术研究的旨趣也由传统的经世致用转为学术上的求真求实，中国民族史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
    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史的人才培养机制逐渐形成。一些大学的历史系开设了中国民族史的相关课程，如中央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就包括中国民族史、风俗史、历史地理、蒙古史、西藏史等。（17）此外，中央大学、西北大学还设立边政系，开设了民族语言及回教史、康藏史、蒙古史等课程。（18）民族史研究人员的培养逐渐走向正规化、专业化，民族史知识也开始通过课堂讲授来传播。
    2.中国民族史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晚清以后，一些掌握了西方史学方法的学者，开始尝试将这些方法与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结合起来，注重发掘新的材料，产生了一大批考证成果。有关民族史的考证成果也次第出现，主要涉及古代民族的族源、族称、族属、族系等问题，其中，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的民族史考证较有典范意义。
    民国时期，王国维撰述了大量的民族史考证论著，如《鬼方昆夷玁狁考》《黑车子室韦考》《胡服考》（1915年）、《西胡考》及《西胡续考》（1919年）、《匈奴相邦印跋》（1922年）、《月氏未西徙大厦时故地考》（1925年）等。还有学者精通多种民族文字，能利用民族文字史料对民族史问题进行考证，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为陈寅恪。1930年，陈寅恪发表《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号，1930年5月）一文，该文由《蒙古源流》入手，引用藏、蒙、满文等文献及拉萨长庆唐蕃会盟碑，考订出吐蕃彝泰赞普的名号与年代。
    当时，中国民族史学界除对既有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系统考证外，还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收集各民族的民间文献、口述史料等。民族史学研究积极借鉴了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基于实地考察的民族史（志）论著，如颜复礼与商承祖著《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1929年）、杨成志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1930年）、林惠祥著《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1930）、凌纯声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甲种单刊，1934）、庞新民著《两广瑶山调查》（上海中华书局，1935）等。
    同时，受民族学理论的影响，中国民族史研究突出了族称、族源、族属、族系等问题，学术界重新构建了现代的中国民族史知识体系，先后出版了十几部中国民族通史著作，这些著作确立了新的民族史叙述框架。民国时期，随着民族观念的深入理解与民族识别的初步开展，学术界积极发掘新的文献，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对各民族史研究展开深入研究，研究的重点为当时基本识别的民族，包括汉族史、满族史、蒙古族史、藏族史、维吾尔族史、苗族史、彝族史等，关于这些民族都有相关著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