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民族史学功能的转化
    中国民族史学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受到时代变革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其功能也随时代而变化。中国近现代民族史学更加突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中华民族认同的作用。
    1.维护祖国的统一
    在朝廷腐败日甚、列强侵华日深的政治形势下，中国人民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史学界逐渐凸现出救亡图存的强烈倾向。帝国主义侵略表现在诸多方面，一方面诸列强侵略中国，使中国各民族饱受丧权辱国之痛；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在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经济掠夺、文化渗透的同时，还对这些地区直接进行蚕食，甚至分裂活动。在这种边疆危机日深、民族危亡的时期，不少史学家开始重视边疆史地研究，考证民族地区的地理、攻防、治策等蔚为风气，其中较有影响的著作有张穆撰《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撰《朔方备乘》、姚莹撰《康輶纪行》等，这些著作对边疆民族史都有深湛的考证。
    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伪满洲国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筹建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严峻形势下，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华民族”问题的讨论。国家危亡的形势促使了民族精神的凝聚，这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明治初年至1945年，日本史学界热衷于为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积极研究我国东北边疆民族历史，提出了一系列违背史实的主张和观点，妄图否定历史上东北地区的民族是中国的古代民族，进而否定东北是中国的领土。针对这些荒谬观点，中国学者也致力研究东北民族史，运用事实驳斥了日本人的无稽之谈，代表性的著作有傅斯年著《东北史纲》、金毓黼著《东北通史》。又如，在日本的怂恿下，20世纪30年代，暹罗政府开始宣扬大泰族主义，1939年6月暹罗改称为泰国，并派人到我国云南境内傣族地区活动，并声称要收复失地。这些活动引起了中国政府及学术界的注意。中国学者从族源、族属角度予以反驳，如凌纯声在《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一文中指出“创立南诏的蒙氏是乌蛮，属于今之藏缅族”，而“非摆夷民族”。（21）1944年，岑家梧发表《由仲家来源驳斥泰族主义的错误》一文，他认为“仲家原为中原汉人，后来因为犯罪流徙或奉调戍边，日久便与土著通婚而土著化了”，“目下仲家语系虽与泰语相通……其与汉语的关系则极为密切……仲家与汉人在血统上的关系，已有极悠久的历史”。（22）
    此外，学术界还对西北、西藏地区的民族进行研究，以反击国内外利用民族历史的分裂言论，主要著作有白眉初著《西藏始末纪要》（北平建设图书馆，1930）、洪涤尘著《新疆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5）、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洪涤尘编《西藏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6）、任乃强著《康藏史地大纲》（雅安建康日报社，1942）、贺岳僧著《西北史纲》（文信书局，1943）等。
    2.加强中华民族认同
    晚清，为推翻清朝统治，革命派提出了“排满”的口号。1894年，兴中会盟书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23）1906年，中国同盟会宣言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24）革命派为鼓动革命精神，注重发掘先秦典籍中“黄帝”的相关记载，将黄帝奉为汉族的“始祖”，以之作为国族认同的文化符号。同时，革命派也注重撰述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斗争史，如黄节撰《黄史》、柳亚子撰《中国兴灭小史》、陶成章撰《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宋教仁撰《汉族侵略史》等。民国建立后，革命派改变了“排满”的口号和做法，转而提倡“五族共和”，强调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及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
    晚清，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是梁启超、杨度、章太炎等人。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多次使用“中国民族”一词，有时用来指汉族，有时用来作为有史以来各民族的总称，在后一种用法中，已初步具有了各民族从古至今凝成某种统一整体的含义。在1905年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同时使用了“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的概念。在晚清至民国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中华民族”的概念为学界所接受，为了加强民族认同，学界也致力于宣传“中华民族”一体的观念。
    1939年2月13日，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顾先生开篇即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他强调：“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中华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现在汉人的文化，大家说来，似乎还是承接商周的文化，其实也不对，它早因各种各族的混合而渐渐舍短取长成为一种混合的文化了。”1944年，罗香林发表《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一文，提出中华民族“是构成中国这国家的主体，它是中国所有人民的总称，所以凡住在中国领土以内而取得中国国籍的人民，都是中华民族的细胞，他们的合就是中华民族的内蕴”。（25）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了几部中华民族史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都把“中华民族”看作一个整体，通过对中华民族的起源、构成和历史发展的叙述，以唤起中国人共同的民族意识，凝聚团结抗战的力量。在当时出现的几部中华民族史著作中，以郭维屏著《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俞剑华著《中华民族史》具有代表性。郭维屏著《中华民族发展史》一书叙述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发展历程及其盛衰的变迁。俞剑华著《中华民族史》认为中华民族是“由小宗族合而为较大的宗族，由较大的宗族合而为更大的宗族”，汉、满、蒙、回、藏等族就是中华民族的宗支，它们经过长期的交往与战争，最终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
    晚清至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变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传统的华夷观受到了强烈冲击，并逐步解体。在民族史观上，传统的“华夷之别”观念开始向“中华一体”观念过渡，民族史的研究与撰述也围绕这一时代主题而展开。中国民族史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出现了研究民族史的学者群体，并形成了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民族史撰述的体例上新旧杂陈，新的撰述体例逐渐确立并取得了初步的发展。中国民族史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不同的社会群体都基于自身的需要而撰述民族史，民族史学的功能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但主要的方面是加强了中华民族认同。中国近现代民族史学形成了自身的理论框架，涉及了民族史学的基本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当代民族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