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中云：“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班固是儒家学说的坚定服膺者，在这里，他是站在儒家的基本立场上，按照儒家的观念对春秋之前的战争之性质、特征及其表现方式作出自己的理解与总结的。在他看来，殷商、尤其是西周时期的战争，受“军礼”文化精神的规范，战争的基本宗旨是“吊民伐罪”，所呈示的主导倾向为“义兵至上”；而战争的表现形式，则体现为温和宽厚的特色，充满着“仁义”精神与“礼让”原则。而所有这一切在“古代王者司马兵法”中都有着具体而生动的反映①。这种情况，到春秋战国之际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当时“礼崩乐坏”的结果，导致战争由信奉“军礼”转变为热衷“诡道”，即所谓“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②。南宋学者郑友贤有言：“《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③就是对这种差异性准确而扼要的概括。
    其实，在两汉时期，就春秋之前战争基本特征作如此解读与认识的，并不仅仅限于刘歆、班固等儒家人物，其他学派也普遍持类似的观点。例如，在带有浓厚黄老道家学派色彩的《淮南子》一书中，就认为“古今”战争在表现形式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历史的进程中，战争经历了由温和而残酷、由宗仁尚义而唯力是尚的翻天覆地式的变化：“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④由此可见，将春秋之前的战争，定义为性质上的“道义化”与形式上的“温和化”，是两汉时期许多人的广泛共识，也是当时思想界的主流看法。
    众所周知，战争是政治的特殊表现形式，流血杀戮，暴力残酷，是战争的本质属性。中国春秋之前的战争是否真的有其例外？温和节制是否成为当时战争手段实施中的普遍现象？当时的战争是否全面以遵循与贯彻“军礼”基本原则为必要前提？总之，后人有关春秋之前的战争之描述究竟属于真实的历史存在？抑或是虚拟的理想境界？是值得我们今天进行重新考察并予以认真回答的一个问题。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准确梳理先秦时期战争演变的清晰脉络，才能全面理解“军礼”传统与社会变革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及其互动的渊源、性质和意义。
    一
    考察殷周和春秋前中期的大量战争史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班固等人有关上古战争特征的追叙，并不是单纯的理想化虚拟，而是建立在一定的史实依据之上的，有着具体的历史文献记载作为有力的支持。春秋之前的战争，其规模上的有限性、程度上的节制性、手段上的温和性，在相当程度上乃是不争的事实。这方面早已有学者给予了注意和提示。如雷海宗先生曾指出：“春秋时代的战争由贵族包办，多少具有一些游戏的性质。我们看《左传》中每次战争都有各种的繁文缛节，杀戮并不甚多，战争并不以杀伤为事，也不以灭国为目的，只求维持国际势力的均衡。到战国时期，情形大变，战争的目的在乎攻灭对方，所以各国都极力奖励战杀，对俘虏甚至降卒往往大批地坑杀，以便早日达到消灭对方势力的地步。吴越之争是春秋末年的长期大战，也可说是第一次的兼并型战争。前此大国相互之间并无吞并的野心，对小国也多只求服从，不求占领。”⑤
    之所以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当是与当时“军礼”文化精神对军事行动的全面规范与强烈主导直接相联系。我们知道，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习惯风俗，所谓礼制是指礼的制度化、程式化、典仪化，具体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大类，具有文治和教化的功能。军礼，是礼制在军事方面的体现，“是在建立军事联盟，‘征师诸侯’、‘习用干戈以征不享’的长期战争之中及其前后萌芽、形成的”⑥。军礼包含的内容很宽泛，不仅用于战场上，很多时候还用于国家内部治安、公共事务等等。根据《司马法》的记载，古代军礼的内容包括畿服制度、军赋制度、军队编制、官吏设置、列队训练以及旌旗、徽章、鼓铎的使用规定等。而在《周礼·春官·大宗伯》那里，军礼可具体划分为五大类，“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⑦。这里，大师礼是天子出兵征伐之礼；大均礼是较正户口、调整赋税等组织军事力量之礼；大田礼是天子、诸侯定期田猎和军事演习之礼；大役礼是筑王宫、城邑，发动徒役之礼；大封礼是校正封国疆界，以兵整顿各国关系与天下秩序之礼。由此可见，军礼主要指战事，但也包括田猎、筑城等活动。但在全部“军礼”中，有关战争起因、战场礼仪、战争方式、战争善后以及战争禁忌等方面的规定，最能体现军礼的精神，乃是军礼的核心之所在。换言之，西周时期所确立的古典礼乐文明，表现在军事领域方面，便是用军礼来指导和制约具体的战争行动。
    在春秋前中期，这种军礼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宗旨开始遇到冲击，这从子鱼、舅犯等人对“军礼”的批评言辞中可以窥见一斑，如子鱼曾指出：“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⑧然而从总体考察，“军礼”的基本精神却依旧得到人们的尊重和奉行。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断言春秋时期已完全陷入“礼崩乐坏”的无序状态。在当时，西周时所缔造的礼乐文明出现危机固然是事实，但是“礼乐”的解体是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传统作为一种强大的惯性力量，它的实质影响不会须臾消亡，因此，“军礼”在春秋时期得到顽强的延续，也没有特殊的例外。
    这里，我们可先看几组有趣的历史镜头：在晋楚邲之战进行过程中，“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斾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⑨。当两军阵上致刃交锋之际，居然教敌人如何摆脱困境遁逃，结果还招致对手的一番奚落，自讨没趣，这在今天看来，未免太不合乎情理。然而在当时，却是完全符合“军礼”的做法。
    又如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郤至从郑伯。其右茀翰胡曰：谍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⑩。晋军将领韩厥、郤至等人在交战中，均曾有机会擒获协同楚军作战的郑伯，然而他们却拒绝了部下的建议，停止追击，让敌手逃逸。郤至本人还曾“三遇楚子(楚共王)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向敌国国君竭尽恭敬之礼，而楚共王也不含糊，“使工尹襄问之以弓”(11)，回报以礼物与慰问。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其实这不过是郤至等人忠实遵循“军礼”的要求行事而已。《国语·周语中》明确道出了这一点：即郤至以“三伐”为自豪，“吾有三伐：勇而有礼，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子之卒，勇也；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