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对历史真实的曲解与解构的做法，也在其有关“偏战”性质与特点的解释上有非常明显的体现。所谓“偏”，在西周、春秋时期，乃是指战车的编组与集成。具体地说，“偏”与“两”是战车战斗编成的主要形式，每两由数量不等的“乘”组成，并分为两“偏”，一般多称为“左偏”“右偏”。根据实战的需要，“偏”“两”的兵车数可随时作出调整。故文献上有大偏、小偏之分。据《司马法》逸文记载，当时有以9乘为小编，15乘为大偏，或25乘为偏，50乘为两(或为卒)，81乘为专，125乘为伍等不同的战斗编组形式(82)。战争指导者也注重对“偏”加以必要的战术编队调整和改进，以加强了车步兵的战术协调，提高军阵的实力。繻葛之战中的“鱼丽之阵”，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据《左传·桓公五年》记载，鱼丽阵的特点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杜预注云：“《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漏也。五人为伍。”其特点是取消了原配置在战车前面的第一线步兵横队，把战车放在前列，提高了方阵的运动速度；将步卒疏散配置在战车的两侧和后方，密切了步车协同作战。可见，其阵是以25辆战车组成一个战斗单位，而将以伍为单位的徒兵疏散配置于战车之间，其位置稍居后。这就是在“三阵”柜架内的车步配置的局部调整，它很好地发挥了车、步协同作战的能力，为郑军击败周王室联军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其他如以15乘兵车为一偏，两偏为一卒；或以50乘兵车为一个战斗单位，也都属于同样的性质，即更好地运用“偏”的组合，来提升作战能力，为克敌制胜创造必要的条件。由此可见，“偏战”说到底，其实就是“车战”，是战车主导时代的特有的战法名称，没有什么神秘色彩，更谈不上有任何道德上的涵义在内。
    可是，这到了后代儒家人物那里，“偏战”的原始本义被消解了，而成为了体现“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军礼基本原则的充满了道德化意蕴的特定战法。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十年》有云：“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歪曲“偏战”原义的说法。表面上看，这样的释绎也似乎是别出心裁，言之有理，但是如果从文献学与历史本身真实性来考察，何休这样理解“偏战”，是很明显的郢书燕说，曲解原义的。当然，他这么做，是基于儒家“义战”概念的虚拟化杜撰，为儒家所谓贵“偏战”而贱“诈战”的理念张目，即所谓“诈战不言战”(83)，“诈谓陷阱奇伏之类。兵者，为征不义，不为苟胜而已”(84)，“军法：以鼓战，以金止，不鼓不战。不成列，未成陈也。君子不战未成陈之师”(85)。这样，就从“偏战”释义这个特定的切入点，儒家巧妙地将真实的历史予以虚拟化，从而逐渐实现了历史的重构。
    荀子尝言：“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86)这里，“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乃是事实判断，所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但是，“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云云，则当看作是价值判断，所体现的是历史的重构。史学求真，经学尚善。儒家作为理想主义者，基于自己固有的理念，在许多情况下，总是为了“尚善”而牺牲“求真”，于是就经常性地陷入自相矛盾的两难境地，于是乎，在他们那里，解构历史的真实，致力于历史的重构，也就成为其合乎逻辑的选择了。其有关三代战争性质与特征的阐释，就属于这方面的一个具体例证。
    注释：
    ①《汉书·艺文志》源自于刘向、刘歆父子的《叙录》与《七略》，班固有关殷周战争历史的认识，其实是对刘向、刘歆父子在此问题上的基本观点的承袭。
    ②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62页。又，刘向《战国策书录》亦云：“湣然道德绝矣……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战国策》，剡川姚氏宋刻本。
    ③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影印本)，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
    ④《淮南子·汜论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⑤雷海宗：《中国的兵》，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4－15页。
    ⑥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先秦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1页。
    ⑦《周礼·春官·大宗伯》，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以下凡引十三经皆出该书。
    ⑧《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⑨《左传·宣公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