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元前548年吴楚舒鸠之战，楚军运用诱敌推进，尔后进行内外夹击的战法，战胜吴军。
    (四)公元前525年，吴楚长岸之战爆发。吴军初战失利，吴王乘船“余皇”落入楚军之手。吴公子光为夺回“余皇”，先派人潜伏在“余皇”附近，夜间派人袭击楚军并高呼“余皇”，潜伏者轮番呼应，造成楚军大乱，吴军乘势发动全面进攻，大败楚军，夺回“余皇”。
    (五)公元前508年，楚囊瓦率军伐吴，进至豫章(今大别山以东、巢湖以西，淮南、江北一带)。吴军伪示怯战之意，故意将大量船中集中于豫章南部江面上，示以守势；而同时暗将主力潜伏于巢地(楚邑，今安徽桐城、安庆一带)附近。囊瓦中计，误以为吴军尽在江上，对陆上方向松懈戒备。吴军乘机从侧背突袭楚师，大破之，并乘胜攻占巢城，俘楚大夫公子繁。
    (六)公元前482年，吴越姑苏之战进入最后阶段，是役中，越王勾践同样是采用战略突袭的手段，特许隙蹈虚，一举攻克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的。
    其他诸如吴楚鸡父之战、吴越槜李之战、吴越笠泽之战等等，亦多运用设伏诱敌、突然袭击、避实击虚、奇正相生、攻其不备的诡诈奇谲的战争指导。在这里已很难看到过去中原争战中所经常遵循的“成列而鼓”的做法，也不曾见到像鄢陵之战中郤至遇敌君必下，“免胄而趋风”这类现象，更不曾听到类似于宋襄公那样的“宏论”。
    这种战争指导观念的变革，不仅仅反映在当时的战争实践上，而且也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军事理念建树方面。这方面孙武、伍子胥、范蠡等人的有关战争指导的论述，可以说是主要的代表。《孙子兵法》注重于探讨作战指导，并指出，“兵者，诡道也”，这是对以往战争注重申明“军礼”做法的变革。在战争目的方面，《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伐大国”，战胜强立，这是以往“诛讨不义”、“会天子正刑”的否定。在战争善后上，《孙子兵法》主张拔“其城”，隳“其国”，这是与以往“又能舍服”、“正复厥职”的对立。在作战方式上，以往“军旅以舒为主”、“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情况所截然不同的是，《孙子兵法》一再强调“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在后勤保障及执行战场纪律方面，《周礼》、《司马法》等主张“入罪人之国”，“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而到了《孙子》那里，则是宣扬“因粮于敌”，主张“掠于饶野”、“掠乡分众”。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均反映了春秋后期的战争指导思想，较春秋前期有许多显著的变革、发展和差异。其他像伍子胥、范蠡等人的战争指导观念也和孙子基本相一致，伍子胥提出高明卓越的“疲楚误楚”策略方针，主张“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59)，就是“变诈之兵”勃兴条件下的必然产物。范蠡主张“随时而行，是谓守时”，提倡“得时无怠，时不再来”(60)，其后发制人，把握战机，及时出击的思想，同样属于符合历史潮流的进步战争指导观念。它们来源于春秋晚期变化了的战争实践活动，同时进而更好地指导着新形势条件下的战争，从而使春秋晚期的军事活动呈现出新面貌。很明显，“军礼”在延续性问题上的确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衰减趋势。
    这里需要附带指出的是，其实崇尚“军礼”并不能简单归之于战争指导者“道德”境界高下，其中也有受战争物质条件限制的因素在内。这个因素，就是“车战”的作战样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奉行“军礼”成为不得已的选择。具体而言，军礼种种规则的产生并非人们凭空臆想的，它的出现定有其现实基础。春秋时期，特别是春秋前期的战争以车战居多。车战对战争场地的要求比步兵高，一般只能在较宽敞的平地进行，行动没有步兵灵活，因此诡诈战术难以施行。当时的战争大多数在开始之前双方就已约定战争的具体时间、地点，偷袭的情况极少发生。当时的战争“大多表现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会战。其作战特点最初为正面的密集方阵进攻，继之以车兵为主、步兵为辅的疏散方阵进攻，进而演变为纵队进攻”(61)。而战争所用的兵器，由于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影响，杀伤力、射程等等方面均受限制，诡诈战术缺乏运用的基本条件。可见，是车战这一作战样式制约了战争方式的多样化，为当时军礼的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提供了客观的保障。
    第三，“军礼”在奉行过程问题上，有复杂的个体性，有突出的“环境”差异。即使在中原诸夏列国普遍遵循“军礼”的大氛围之下，践行“军礼”精神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在战场上“伤国君有刑”是“军礼”的教条之一，但是有人奉行，有人却并不遵循。鄢陵之战中，郤至认为自己勇而有礼，并为自己在战场上三次对楚君行礼，且放过活捉郑伯的机会的做法而感到自豪。但是，同为晋军将领的吕铸却汲汲于杀伤敌国国君为务，“吕锜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战，射共王中目”(62)。可见，在遵循军礼问题上，人们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个人对军礼的理解认识多有不同，个体价值观念多有差异。换言之，面对同一件事情，遵循军礼与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遵循它，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抉择。
    不仅如此，在同一个人身上，在特定的环境中，他对“军礼”的遵循也往往带有选择性，表现经常前后不一，判若两人。如郤至其人，他在鄢陵之战的战场交锋时固然对郑伯、楚子等敌国国君竭尽恭敬尊重之能事，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体现了对“军礼”的高度重视与恪守遵循。可是，在鄢陵之战开战前夕的战略建言里，却是主张乘楚国还没有完全摆好阵势就攻打，这又违背了“无薄人于险”的“军礼”基本要求。这很显然反映了郤至本人在遵循“军礼”原则问题上的自相矛盾，“楚师将退，我击之，必以胜归。夫阵不违忌，一间也；夫南夷与楚来而不与阵，二间也；夫楚与郑阵而不与整，三间也；且其士卒在阵而哗，四间也；夫众闻哗必惧，五间也。郑将顾楚，楚将顾夷，莫有斗心，不可失也”(63)。
    这充分表明，在当时，个人对军礼的认识也往往有所侧重，对待军礼的态度也比较灵活，绝不是全盘遵守或全盘否定这么简单。总之，对于当时那些贵族将领而言，军礼并不是金科玉律，它更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没有特别的强制性，绝非严格的法律，人们似乎没有必须绝对遵守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