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最初的来源，包括“六艺”在内的官书（注：这些官书，本来只是当时的国家档案，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古书。但是在早期，档案与古书并没有一个静态的标准。所以，我们既可以称之为最早的古书，也可以说它们是古书最初的来源。）无疑是首选。这一点，汉代刘歆很早就意识到了。他的诸子出于王官论，虽然是指诸子之说出于王官，但他的判断前提就是诸子之书出于王官书。班固后来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小序中说得很清楚。当然历代以来的学者也有不同意见，近人更是众说纷纭。我们认为，如果从古书形成的角度来看，诸子书出于王官书一说应当是不刊之论。其中，它与“六艺”中的《尚书》、《春秋》即史乘类古书最为密切。
    诸子书与史书的关系，很早就有人注意。清代章学诚曾经这样总结道：“大抵《汉志》不立史部，凡遇职官、故事、章程、法度之书，不入六艺部次，则归儒、杂二家；故二家之书，类附率多牵混，惜不能尽见其书，校正之也。夫儒之职业，诵法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因以所得，自成一家之言，孟、荀诸子是也。若职官、故事、章程、法度，则当世之实迹，非一家之立言，附于儒家，其义安取？故《高祖》、《孝文》诸篇之入儒，前人议其非，是也。”[1]卷三《汉志诸子第十四》对于《汉志》不立史部，很多人把它归结于当时史书不多故附于《春秋》之下，其实并不是这样。章氏在此指出，史书或入六艺略、或入诸子略。应该说，当时古书分类并非依文体而分，也不作明确的内容区分，而是依官学与私学来划分，大体六艺为官学、诸子为私学。后世提出“六经皆史”，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六艺”的原初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诸子未尝不是史。
    我们认为，子书从史书出，可能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如同礼崩乐坏，史书散于野，卿士大夫亦衰落，于是后世诸子旁取先世诸子之言行，加以己意，故子书别行而“古书”形成。
    一、诸子书与国史之关系
    先谈诸子书与国史书的关系。这里，我们主要以《左传》、《国语》和《战国策》三种书为例。
    《左传》本来是《春秋经》的传注，由于其多补史实，历来就是重要的先秦史书。古人有“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右史记事（事为《春秋》）”之说，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卷二《载言》中论《左传》时却说：“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虽然该书言事并举，但记言的比重更大，其中以记春秋各国卿士大夫之言行为最。书中所记的言论直接或者间接成了后世所传的诸子书比如《管子》、《晏子春秋》的内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左传》是春秋时期各国诸子言行的总集。不过由于是编年体史书，所载言论极为分散，人们难以发现它与诸子书的关系。我们知道，诸子书起先多为对话体，而这正是《左传》言事合一的体例特点。无论是从材料相似还是从著书发展的角度看，《左传》对诸子书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关于《国语》。三国吴人韦昭曾说：“其文不重于经，故号曰‘外传’，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国语解叙》）这说明，汉人通行的观念仍旧以《国语》为诸子书。又如《战国策》。该书在《汉志》中入《春秋》类，宋代晁公武最先将其归入子部“纵横家”，元代马端临说：“历代以其记诸国事，载于史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明代焦竑也依此把它划入纵横家。对此，章学诚以“互著”之例来解释，他说：“以刘歆、任宏重复著录之理推之，《战国策》一书，当与兵书之权谋条、诸子之纵横家，重复互注，乃得尽其条理。”[1]卷二《郑樵误校汉志第十一》权谋中有《苏子》，纵横家有《苏子》、《张子》等。何晋在《战国策研究》中专辟“论《战国策》非史著”一节，同意入纵横家。
    另外，马王堆汉墓曾出土过《春秋事语》，李零在《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一文中说：“‘事语’与‘诸子百家语’即子书也有关系，例如《管子》中有《大匡》、《中匡》、《小匡》，《小匡》即采《国语齐语》。这种记诸子言语行事的体裁有时也叫‘春秋’，如《晏子春秋》。还有刘向《新序》、《说苑》列在儒家，虽然增加了‘小说家言’的色彩，但毕竟是‘采传记行事’而著，自有所本，与《国语》、《战国策》在性质上仍有相近之处。”[2]P28-29晋人又辑有《春秋后语》，与《战国策》大体相仿。马王堆汉墓还出过《战国纵横家书》，其内容也与《战国策》相似，有些篇目完全一样。整理者将其定名为“纵横家书”，显然考虑到该书实际上是采传记言行而成的，可以直接视之为诸子书。
    秦焚各国史记，史书至汉初多有散佚，转而存于诸子书中，如《吕氏春秋》、《韩非子》、《淮南子》等。李零解释道：“史是以实录性质的官修史书为主体。这种史，虽然自古有之，但东周以来大多亡佚，残存者已入于诸子之学，是靠诸子之学传下来。”[2]P41-42这种情况，恰好反映了诸子书与国史的关系密切。反过来，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早已指出：“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
    拿《韩非子》来说，像《说林》这样的篇目其内容完全是杂取上古史料汇编而成，与以论带史诸篇不一样，而后者正是对前者的发展。章学诚论《吕氏春秋》时指出：“《汉志》入于杂家，非也。其每月之令文，正是政令典章后世会典会要之属。”在他眼中，《吕氏春秋》也是史书。他又说：“后世故事之书甚多，不物张苍所次章程而已也。就诸子中掇取论治之书，若《吕氏春秋》、贾谊、董仲舒诸家之言，部于首条，所谓道也。其相治典章故事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1]卷二《补校汉艺文志第十》在此，他总结了这类书“道”与“器”并存的特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论”与“史”。诸子书正是从史书出而又有所发展的。
    二、诸子书与家乘之关系
    再说说诸子书与家乘的关系。汉代王充曾说：“罕发之迹，记于牒籍。”（《论衡·自纪篇》）牒即家牒，籍即家传篇籍。比如，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提到的《春秋历谱谍》就指家牒。我们所说的家乘，主要指后者。
    最早所见类似家乘的文献，应该属《墙盘》。其内容主要叙述了西周微氏家族的历史，共284个字。周王、诸侯设有史官，记载一国的史事。作为卿大夫，也有自己的史官。比如《逆钟》云：“叔氏在大庙，命史寅召逆。”史寅就是叔氏的史官。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云：“子木问于赵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对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这里的“史祝”是指范氏的史官、祝官。我们知道，范氏之教在春秋时代很有名，其言行大多散见于《左传》、《国语·晋语》。其中发生在范氏家中的事占大多数，这些内容可能正是由其史官记载下来的。这里举《晋语》中的例子：
    范武子退自朝，曰：“燮乎，吾闻之，干人之怒，必获毒焉。夫却子之怒甚矣，不逞于齐，必发诸晋国。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将致政焉，以成其怒，无以内易外也。尔勉从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乃老。（《晋语五》）
    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对曰：“有秦客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让父兄也。尔童子，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晋国，亡无日矣。”击之以杖，折委笄。（《晋语五》）
    反自鄢，范文子谓其宗、祝曰：“君骄泰而有烈，夫以德胜者犹惧失之，而况骄泰乎？君多私，今以胜归，私必昭。昭私，难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为我祈死，先难为免。”七年夏，范文子卒。（《晋语六》）
    訾祏死，范宣子谓献子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祏也，吾朝夕顾焉，以相晋国，且为吾家。今吾观女也，专则不能，谋则无与也，将若之何？”对曰：“鞅也，居处恭，不敢安易，敬学而好仁，和于政而好其道，谋于众不以贾好，私志虽衷，不敢谓是也，必长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晋语八》）
    可见，当时已经有反映卿大夫言行的家乘。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类家乘没有流传下来。正因为卿大夫家乘早已不存于世，所以后人如清代俞樾就说：“《国语·齐语》是齐国史记，《小匡》一篇多与《齐语》同，盖管氏之徒刺取国史以为家乘。”[3]卷三《古书传述亦有异同例》因为今本《管子》一书内容比较芜杂，许多学者以为它可能是战国时齐人摘抄当时书而成，其中也包括《国语·齐语》。清代孙星衍指出：“《晏子》名《春秋》，见于史迁、《孔丛子·顺说》及《风俗通》。‘春秋’者，编年纪事之名，疑其文出于齐之《春秋》，即《墨子·明鬼篇》所引。婴死，其宾客哀之，从国史刺取其行事成书，虽无年月，尚仍旧名，虞卿、陆贾等袭其号。”[4]卷三《晏子春秋序》实际上，先秦古书之间内容相同或相似的情况很多，谁抄谁、谁先谁后现在很难有定论，所以这种家乘刺取国史的说法也不一定对。相反，国史刺取家乘的情况也有可能。比如《左传》、《国语》等书中的孔子言论，有可能是摘自孔子家籍。
    战国以前没有私家著作，但并不是没有私家议论，只是这些议论主要保存在史书中。蒙文通在《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中曾说：“诸子之书而称为‘家语’，当正说明诸子是自家史发展而来。”家史便是卿士大夫私家的家乘，而它往往记载该族显赫人物的言论和事迹。“但是，诸子之书虽自家史发展而来，和家史同样称为《家语》或《春秋》，而其内容，性质却正大不相同了。”[5]P14
    尽管如此，诸子书仍旧保留了一些家乘的特点。比如，过去的学者曾经以诸子书所出现的“某子曰”作为该书辨伪的依据，而我们怀疑这可能是家乘的孑遗。到了战国后期，“某子曰”才渐渐少了起来，如“荀子曰”仅见于《荀子》一书中的《儒效》、《疆国》二篇。又比如，诸子书多为其家人（也包括家臣、宾客）、弟子所编，与家乘相似。前者如秦相吕不韦门下宾客编《吕氏春秋》；后者如《孔子家语》。关于《孔子家语》，汉代孔安国云：“《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谘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记其所问焉。”（《孔子家语序》）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师徒关系和我们熟知的师生关系很不相同。《礼记·曲礼上》有“定学事师，非礼不亲”之说。前句正如顾颉刚所言：“盖即如工商业之学徒，执贱役以事其师，于服劳之余学得若干质能耳。”[6]P65至于后句，我们认为正说明这种师徒关系在严格规范在“礼”即宗法之内，裘锡圭还举“委质”之例证实这种关系近似于君臣关系。他在《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一文中说：“从师的徒在古书中常常被叫做徒役、服役或役……可以断定从师之徒就是一种依附私家的徒役。这种徒大概在春秋晚期就已经产生，孔子的弟子是最明显的例子，不过大量出现是在战国时代。”[7]P403这种私家集团往往由有名的学士比如孔丘、墨翟、田骈及其门徒根据拟宗法关系建立起来。他们有类似宗子继承制的领袖制如孔门的夫子、墨学的巨子等，有类似各宗亲疏不同的登堂和入室两层关系，甚至还像卿大夫之族一样拥有私地、禄养、私人武装等。所以，门人弟子编家乘也在情理之中。